當我們凝視着一座被定義為“排行榜”的煙囪時，我們便知道它理應倒塌——于是倒塌發生：在一通白癡般的馬戲後。
顯然，①這一次“破壞”是以一種極為愚蠢和弱智的方式完成的；②在一段“被設計好的情節”中，行動完成的方式，隻能也隻可能由創作者本人所決定。在了解了以上兩點後，我們不難得知，這次先給出“排行榜”，後消滅“排行榜”的運作，其實質不過是一次創作者本人在其創作之中無用的折返、滑稽的賣蠢。而用意無非是在逗樂之餘，重新建立起排行中“位置”的合法性——你看！幾乎是倒塌這一指令完成的同時：排行榜上弱者的疲态在畫面中閃過、高亢而嘹亮的樂聲響起、建築物倒塌時騰起的煙雲之中——一輛摩托車載着三人飛出！而作為“英雄”的駕駛者也在影片中首次現身，當“反正我第一名早當膩了”這一台詞以一種最做作的方式被說出之後，片名便迫不及待地彈出。經過這樣一番折騰後，我們看到的并不是“排行榜”的機制之毀滅——我們反倒見證了它的加固！而這樣一種“排行”的固有觀念，無疑因此次成功的重建而成為本片最為堅固而雄厚的基礎：本片醜态百出的直接原因。
或許有人會直接拿本片結尾“我們變成曠野裡的星火……照亮長夜吧”等等之類的一串台詞來論證本片對人物的價值有所尊重，用“團結”的實際行動反抗了“排行”的既存，由此推得前文中“排行榜”的重建無非是再次将“排行”推翻的前奏。倘若如此，為何一個身為回憶者的旁白者（也即超脫于故事的一個“代言者”/作者的化身），卻要在片名彈出後的時間裡緊接着宣告“到底什麼樣的女人才能配得上王誠勇啊”，搭配以“王誠勇”三字為中心的黑白色的“排行榜”頂端/煙囪頭畫面，直接将本來僅僅是一種“可能”的生殖隐喻轉化為徹底單向的“權力-性”的強綁定：于是“煙囪的崩塌”與“排名的留影”在這看似精緻的一鏡中暴露了其唯一的指向：純粹的猥瑣。于是下文中所有惡毒與無恥都因此有迹可循：“奧黛麗·赫本？可惜走得早”的評判，即使單拿出來，都無疑是對真實生命的徹底漠視（更不要提這一評判正是以此前提到過的“什麼女人才能配得上”的弱智話語為前提而發生，這種腦殘的轉接無疑将創作者本人的低劣——将個人欲望不加取舍地前置于他人生命——暴露無疑）——這一點同樣體現在忙大姐的死亡事件中。前腳，她還作為關照着三人的（“家裡沒大人的晚上來我這吃飯”，而依據本片的惡劣表現來看，忙大姐在本片中顯然承載了一定的“母職”投射）、具備“善良”特性的個人，後腳，她的死亡事件卻就被作者當作追取“客體”（作者顯然沒有把角色楊藝當作“人”）時尴尬且無趣的笑料使用，這種殘忍怎麼能不說是一種情感低能/反人類的外顯呢？後半段中為王誠勇父子設計的“這是他們這輩子第二個玩笑”的台詞更是徹底把本片“我是個缺德的地獄笑話”這個真相釘死在了本片的墓碑上：刻薄、腦殘、弱智且以愚弄感情為樂的壞影像就此顯露出它的真面目。
而到了此時，我們可以試着回想一下，當我們聽見“我願意這樣”、“沒有你們我會被更多人欺負”時，是不是像極了自居高位的人對“弱勢群體的無能神話”的渲染？是不是對社達主義者們的活體生命“用進廢退”反人類理念的認同？是不是一場20世紀流氓式“江湖俠義”（你罩着我、我聽你的、有了你我才過得這麼好）的低能化當代回魂？自此所謂“兄弟情義”以一種最本我的姿态展露了它可憎而虛無的真身：我們可以看到它正在蔑視我們，也正在蔑視它自己，它願意相信自己是特别的，而我們全都能看到它認為它很特别的原因：它的眼中沒有哪怕一個真人——連創作者本人也知道——除了自己，它自己因此特别。
而這樣一種“唯我一人”/“目中無人”的表達無疑是有害的，因其内部所有“人”的實質都是創作者操偶術下的死物，所以它隻能建構起一座非人的場所。在此之中，所有角色都因之沾染了創作者寫作時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扭捏與造作。于是在這種（“不管強扭的瓜甜不甜都要強扭”的）病态創作術與創作者們（創作時所做出的）非人選擇的雙重影響下，“唯我一人”的“一人”也隻能堕入“非人”的境地：畢竟“人”若身處于“非人”的環境中，面對的都是被創作者的無形大手改造過的奇美拉，又有什麼“人”能作為“人”在其中暢遊自如呢？而觀衆們面對這樣一部跨物種繁衍的造物時，若未能因它無以複加的臭味而感到惡心，那想必一定是在“人是什麼”這個問題上患了鼻炎。
于是本片以自己為代價，為“從21世紀安全撤離”中“撤離去哪裡”這一問題給出了答案：去它幻想中的“20世紀”古墓——這正可以結合片頭中“外星”、“超現實”之類的虛構要素為以上的所有問題做一個合乎情理的最終回答：大家都不是人，那有什麼拍人的必要呢？
可如果一部攸關“人類價值”的電影，已經到了要用“大家都不是人”這種理由給自己開脫的話，那這樣一部由人類創作出的電影，又有什麼為自己解釋的必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