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開
圖：網絡
《鋼琴家》是由波蘭裔法國羅曼·波蘭斯基執導，阿德裡安·布洛迪、艾米麗雅·福克斯、米喬·贊布羅斯基、愛德·斯托帕德等主演的一部二戰集中營題材的戰争片，該片于2002年9月25日在法國上映，該片獲得了第75屆奧斯卡獎最佳影片提名。
該片改編自波蘭猶太作曲家和鋼琴家席皮爾曼的紀實回憶錄小說《死亡的城市》，講述了席皮爾曼在納粹德國入侵波蘭後艱難的求生之路。本片更像一部紀錄片，以旁觀者的視角，客觀、冷靜地還原了當年人間煉獄般的場面，不自覺地也随着席皮爾曼的視角去觀看身邊或窗子外面所發生的一切。
...01 紀錄片的視角
席皮爾曼的紀實小說《死亡的城市》因為如實地反映了客觀事實，曾一度遭到波蘭政府的封殺，但事實終究就是事實，永遠無法被抹殺，總有一天曆史會告訴人們真相。
《鋼琴家》更像是一部紀實片，片中對白并不是很多，也沒有煽情之語。觀者大多時間都是跟随着男主一起去觀看、體驗那段暗無天日的日子，導演把發言權、評判權統統交給了觀者，讓你去獨立反思、評判這場人類的災難。
本片對納粹的滅絕人性的暴行是通過一些平實的鏡頭來展現的，例如男主一家通過窗子看見樓對面的一家人正在吃飯，納粹突然闖了進來，要求所有人站立，并把一個坐在輪椅上的老人直接扔出了窗外；之後把其餘人趕到街道上，命令他們奔跑，然後直接射殺。
華沙的猶太人時刻面臨着死亡的到來，街道上的屍體橫七豎八地躺着，納粹軍人把屍體堆成金字塔型，并倒上汽油進行焚燒，兩個納粹軍人在旁邊若無其事地聊天、吃飯。
在劃定的猶太人區域裡，人們不僅時刻受到死亡的威脅，還得忍受饑餓的痛苦。一位老人奮力去搶一位老婦人的粥盒，打翻在地後那個老頭子直接趴在地上吃了起來，老婦人拿着空飯盒哭着走了。
席皮爾曼一家人最後一次團聚是在等着去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車站，最後一次午餐是全家人湊錢買的一塊奶糖，父親把它分成了六份，每人一份。
通過片中兩個人的對話，觀衆知道這樣一個事實，每天從華沙運去數以萬計猶太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卻極少看見運去食品，由此可知集中營的猶太人過着怎樣的生活。
這場災難對死難者來講是個悲劇，但對于生存者來說又何曾不是一個更大的悲劇呢？
波蘭斯基曾拒絕了斯皮爾伯格拍攝《辛德勒的名單》邀請，因為他本身也是這場戰争的受害者，母親就是死在了集中營裡，自己僥幸活了下來。波蘭斯基之所以在68歲時把《鋼琴家》搬上銀幕，也許他認為作為這場災難的幸存者，有必要、也有責任向世人真實地真實地還原這段曆史，這不隻是對死者的尊重和紀念，也是給後人留下一個珍貴的警示。
活着，是一種幸運，但也意味着一份責任。
02 災難面前的人性
從這部影片中，觀者除了看到那場滅絕人性的災難，也看到了災難面前人性的複雜和善變。
1939年，席皮爾曼以一名鋼琴家的身份就職于華沙電台，一家六口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随着納粹的入侵一切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先是猶太人行為受限，接着是1940年10月31日，華沙的猶太人被迫遷往指定的猶太人特區，最後是1942年8月16日，猶太人被迫遷徙到奧斯維辛，史稱死亡集中營。
在那個年代裡，猶太人生存下來的希望及其渺茫，席皮爾曼之所以能夠活下來主要是因為得到了朋友及其陌生人的大力相助。
首先是被一名擔任了猶太警察的熟人從即将登上開往集中營的火車的隊伍中拉了出來，然後是他的一些朋友們和陌生人冒着生命危險保護着他。這些人的幫助讓人感到了人性的光輝和溫暖，但其中也不乏借着幫助席皮爾曼的名義大勢斂财之人，人性的醜陋盡顯無疑。
席皮爾曼最終之所以能夠活下來還是因為得到了一個納粹軍官的幫助。在男主饑寒交迫之時，是那個軍官給他帶來了食物，并給他帶來即将勝利的消息，給他提供了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支柱。男主最終活了下來，那位軍官卻死在了俄國人的戰俘營裡。
有的觀者說男主活的太過卑微，沒有任何抵制納粹的壯舉，認為男主應該像其他波蘭遊擊隊員一樣，拿起刀槍保家衛國。不過這是個人的選擇，不能一概地去要求别人該如何去做，這也是本片的真實所在。
災難面前，人性盡顯。并非所有的猶太人、波蘭人都是好人，也并非所有的納粹軍人都是鐵石心腸。
人性，恐怕是天下最難以琢磨的東西。
...03 建立自己的文化體系
一個人的善惡，跟國籍無關，與民族無關，善良是心底的那一束光，當它發亮時，就會照亮一個人的心靈，讓他分辨是非、識别善惡。
而這束光的是否閃亮卻取決于一個人的文化體系。在《相約星期二》裡，莫裡教授就曾指出，一個人應該擁有自己獨立的文化體系和看待世界的視角，從而才能不受他人指使和教唆去做一些邪惡的事情。
對于那些良心未泯的人來說那束光一直都在，在某個瞬間就會閃亮，就像曾在集中營裡死裡逃生、《擁抱可能》的作者伊迪似.伊娃.埃格爾所講說的一樣，無論在什麼時候這個世界上都存在着善良的證據。
那些納粹軍人又何嘗不是這次戰争的受害者呢？在戰争發起前也過着正常人的日子，由于沒有自己的文化體系，輕而易舉地就被謊言所蒙蔽，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本片的納粹軍官救了席皮爾曼，隻是這種覺醒來的稍微晚了一些，不隻是給他人造成了傷害，自己本身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少有人走的路》的作者曾說過，一個人瘋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群人瘋了；一群人瘋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個國家瘋了。而避免這種局面發生的唯一手段就是識别謊言、正視真相，不受外界影響，也不被他人綁架。
有關二戰題材的影片和書籍很多很多，它們存在的意義就是讓人們銘記這段曆史，從中吸取教訓，從而避免類似的災難再次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