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碑分化,毀多于譽,《燃冬》依然在上映十天後拿下了将近兩千五百萬的票房。

對擁有三位明星主演的商業電影來說,這不算好成績,而如果你把影片認為藝術片或說作者電影,在當下的院線環境,這個數字又偏高得有些尴尬。“接受論”的美學預設決定了一部作品“出圈”未必是好事,而我們對它的觀感也的确會随着各式已經産生的評論發生變化。

所以還是來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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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恒立策劃:抛開書本編輯部

陳哲藝導演還是那個謙虛謹慎,憂郁悲觀的青年作者。目前為止他的溫文、認真和條理井然的學生氣都确實很像李安。

我很喜歡讀他為這部新作寫的自述:戰戰兢兢地自己和自己卷了十年,拍《燃冬》讓我有一種回到原點的感覺——這可能是人在新階段的起點時常有的感受——我放下了一些刻意的自我要求,隻想用電影的眼光去看世界,再用電影的方式呈現出來。因為疫情讓很多電影院都關閉了,我對不被看到的電影、不被看到的自己,都産生了存在焦慮。是真的,這種焦慮催促我去用實踐證明,我還會拍,電影還需要在那裡,還會有人進影院看電影。
《燃冬》是一場冒險。這次創作的目的不是尋求或達成一種完美,但在過程中發現,伴随和電影的新型關系,這部作品獲得了一種駁雜的生命力,來自于路上遇見的一切。我覺得自己像是一把放大鏡,在北方的雪地裡,找到了一個關于冰的隐喻。随着日光彙聚,從冰裡融化出來、解放出來的,并不隻是屬于我,而是原本就凍在那裡的東西。
這不是一部單純、甜美的愛情電影。《燃冬》是一個三人故事,他們是三個獨立的、年輕的、也渺小的個體,在心靈邊境上尋找出路。他們不曾擁有足夠的關注,也始終對打開自己心懷怯意。直到三角形搭建起一個安全的庇護所,他們得以互相看到。正如他們的長白山之旅——從現實步入山水畫留白的藝術虛構——對外界社會噪音的限時屏蔽,放大了心靈的細微悸動。
但它也确實是關于愛的。這個故事裡,有人在愛,有人相愛,有人等待愛,有人擁抱愛。将創傷療愈的,是由愛激發的動作。愛自自然然流轉出現,成為一條将人們聯結起來的紐帶。娜娜、浩豐、韓蕭由此得以從雪地裡走出來,向人生的未來而去。電影隻描述了一個短暫的過程,沒讓大家看見他們後續的生活,但故事發生這幾天的電信号,我想已經滿載了。希望也能和大家人生中愛的體驗,交流出火花。
陳哲藝豆瓣評論《電影是愛發生過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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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電影作者可以這麼簡潔、清晰和誠懇地評論自己,并寫出自己對觀衆的期待。從這段話我們明白,《燃冬》的創作動機是“存在焦慮”,“和電影的新型關系”指的是更簡單随意更即興的創作方式,而導演清楚地意識到并且滿足于影片“駁雜”同時抽象的樣貌,現在的許多惡評他其實都已經回應過了。

隻是,似乎的确沒有太多愛意發生,這令人遺憾。尤其是因為,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在院線看到一部對年輕人如此充滿善意的電影了。它沒有消費年輕人的無知、自負、沖動或欲望,也沒有試圖去教化和引導,甚至沒有宣稱自己能理解。

鏡頭指向了青年人的親密關系,指向了青年人親密關系裡的脆弱、殘破,笨拙,以及,歸根到底,怯懦,試圖在其中尋找屬于他們的熱情,卻隻發現了白色冰雪裡的一點閃爍的暖光。冰的意象貫穿了全片,導演在自述裡希望把它用作一個隐喻,但冰最終沒有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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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導演的兩部長片前作《爸媽不在家》裡冷靜全面的社會觀察和《熱帶雨》中大膽又溫柔的情感探索,《燃冬》的成片很“輕”,這個“輕”可以是“輕盈”、“輕巧”或“輕浮”,可以是某種我們曾經熟讀的“不能承受之輕”,是對無意義本身的重複;但它同時也把輕的東西說得很重,以至于當然有些矯情任性,有些強說愁,有些在無意義中拼湊意義的天真和執拗。

我們大概可以斷定,暧昧處理人物前史是作者的主動選擇。熟悉法國新浪潮意味着導演很清楚在即興創作節奏中,劇本人物小傳要讓位給演員既成的形象,作品産生于演員現場相對于既成形象有限度的偏移,産生于觀衆對這個偏移的認識。也就是說,導演需要我們在“娜娜”身上識别出“周冬雨”,在“浩豐”身上發現“劉昊然”,“前花滑選手”和“上海金融業者”的人物設定在這個意義上并不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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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陳哲藝導演來說,這當然是一次冒險。當編劇技法和表演技藝同時失去了大半的着力點,高度即興化的創作方式挑戰的是他自己往日長周期、細密精準的思維習慣,和作為一名成熟作者介入電影的角度。他在現場必須更快地給出反饋,必須更敏感,也必須有更強的控制力。

好消息是導演的大膽冒險解放了三位主演的自然狀态。

我們看到周冬雨變得安靜了,小口地抽着煙,過往的遺憾總是揮之不去;劉昊然不再需要扮那個粉絲眼裡單薄的虎牙少年,隻是尴尬躲閃着成人世界的種種追索,在夜店的光暈裡崩潰;而屈楚蕭在他們之間,又好像疏離在很遠的地方,女孩的舊隊友來訪時他無法過問主動提出離開,而男孩的現在更讓他覺得陌生,他沒有過往的負擔,沒有當下的壓力,但他找不到可以叛逆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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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隻能帶着那兩人一起“遊蕩”。

這當然不會是一次“說走就走”的嬉皮旅行,他們的樣子太迷茫了,沒有那樣(或許也盲目)的自信和莽撞,沒有探索世界的興趣,沒有決定自己生活方式的勇氣。

他們隻能在中朝邊境開開玩笑,一聲“사랑해요”吓到了自己,喝酒之後唱歌或嘔吐,和“傻狍子”隔着圍欄面面相觑,坐在一起沉默地看天光變亮,然後疲憊地回家。

影片的角色設定和某個段落的确緻敬了特呂弗和戈達爾,然而這隻不過更加突出了和新浪潮前輩之間的差異:“娜娜”、“浩豐”和“韓蕭”的世界裡沒有詩歌、戲劇和革命,沒有肆意幻想和變幻無常但洶湧的情感,沒有浪漫。

死亡的陰影無害地籠罩着他們,可以談論可以試探但我們都知道他們不會像凱特琳一樣開着車笑着沖下斷橋;逃犯的故事線不會和他們真的交會,那個法外之徒隻是幽魂般不斷閃過,最後無懸念地被捕獲。

他們當下隻有彼此凝視,隻有傳遞冰塊這樣稚氣的小遊戲,最多不過小聲問對方還想不想要回到床上,能預想的就隻有很快到來的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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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興創作形成的圖景和導演的構想之間就這樣産生了明确的不和諧,而驟然轉變創作節律帶來控制力的真空,讓影片的不自洽雪上加霜。

在背景故事大量留白的情況下,導演沒能用剪輯為三位主角建立足夠有說服力的情感連接。當酒精、性和遊戲都不足以填補空虛,攝影的花式也被放棄,剪輯技法(或許還有配樂)幾乎是唯一讓“愛自自然然流傳出現”的可能,可惜無論是那首《蘇珊的舞鞋》,還是“我不想一個人”,所有在人物狀态之間串聯情節的段落,渲染都太生硬太程式化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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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熊女故事的重點并不在那個“化身為人”的神恩,而在曾在畫中相望卻最終分離的熊虎。去或留其實沒什麼不同,都隻是離别前的最後一次試探,而熊和虎無論誰獲得神恩,他們都一樣寂寞。

長白山上那隻CG特效的熊嗅着“娜娜”的傷口,“表情”是悲哀的。影片最終落點的虛無大概出乎了作者的預料,沒有多少可共情的轉圜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