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部二戰題材的片子，結局不出意料地将電影叙事的時間線推至了戰争結束之際（盟軍前來營救、德軍戰敗撤退），不論是《美麗人生》中父親犧牲以換其子之存活，還是《索爾之子》中沒有兒子卻也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兒子”并執意将其埋葬（讓其在猶太牧師的幫助下被安葬）的索爾，我們不難看到，“兒子”這個意象被此類電影表征為在慘絕人寰的納粹集中營内的“希望”。不過，我們絕不能忽視這兩部電影中所描摹的“個人主義式地”且偏執狂式地對生存意義的尋求，《美麗人生》結尾時圭多的兒子被抱上了美軍士兵的坦克，這似乎是一種“如願以償”——他因為遵守遊戲規則而見到了父親所允諾的坦克，而這也令觀衆長舒了一口氣，即使之前的叙事結構産生了一種令人緊張而又不安的效果，但結局卻保證了“遊戲”與“命運”最終的嚴密耦合——孩子在其父親謀劃出的“遊戲”中幸福地活了下來。可正如齊澤克所言，兒子難道真的就會認為這是一場遊戲嗎？那些連自己都不相信聖誕老人存在的大人們意圖為孩子們編織出一個關于聖誕老人的美麗傳說并說服他們相信，可為大人們所不知的是，孩子們可能根本就不相信聖誕老人的存在、他們隻是佯裝相信的模樣配合大人們的“戲法”、讨他們開心罷了。二戰電影的美好結局為現代人結構出了一種幻象：“希望總是存在的（人無論身處怎樣的境況）”，一方面，它成功地遮掩了實在界之創傷——納粹集中營被象征化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又竭力用表征的手法将其“馴化”——集中營的題材被極為簡約地撰寫成了“自由”與“束縛”、“希望”與“絕望”之間的“虛假對立”的故事腳本。 在此，我并無意去評判圭多作為一名父親在此種境況中的做法如何，而是我們應當思考，電影在處理集中營題材時所産生的關于再現維度的倫理問題。《波斯語課》在這一問題的處理上似乎超越了前者， 集中營内的幸存者總是極少數甚至是唯一（如《美麗人生》中圭多的兒子和《波斯語課》中的Gilles），這是無疑的事實，但《波斯語課》超越了通常電影對“幸存者話語”的尋求，Gilles不僅作為在波斯人身份的“假面”下得以幸存的“一”，同時他也承擔着不可被化約的“多”的意義——他将2840位受難者的名字/生命以重新鑄入他自創的“波斯語”中的方式保存了下來，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超越了僅僅以肉身/個人主義式的希望理念具身的方式存在的“唯一幸存者”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