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合作拍的，顺手翻出来看完。剧评写进了短评，借这块地儿整理一下杂乱的思绪。可能完全离题，不去细想了。

小时候靠着是官二代被安排当副班长或团支书，从来没当过班长。我没有决定权，对当班长也没兴趣，被安排了职责就好好做。

要是碰上投票，那我就只有被赶下去的份儿。我向来清楚自己没什么好人缘。到高二，连人人都有的三好生这种没什么价值的奖状，都因为投票不够拿不到了。看到票数差距的一瞬间心冷，但反正争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无所谓了。

给我投我也没感觉。不给我投我也无所谓。我要投谁，恐怕也只是简单凭直觉或好恶。我不是日籍公民，也投不了高市与否。

“我的政治宣言是什么？”这份书单，攒到现在，里面的书基本上也没看，只是攒着。我现在还只是政治的小学生，不如成成、不如罗雷。

随便说说的话，我还是支持田爹描述的——在统治中实现关怀的配置。没有统治、只有“管理”，无法实现人们考虑不到的事情；没有关怀、只有暴力，无法服人；没有配置，只有施压，无法达成效果。

班长，统治谁？关怀谁？支配谁？我从小就没有哪位班长做过这些事儿的印象，更多的是一种吉祥物似的身份存在。反而更具体的概念范畴是班干部——无论是管收作业还是管站队，管纪律还是管成绩，都是对具体事项的管理。

小学时，说话的写名字扣分，公开惩罚示众。光是到了中午上课前，当天值班的小干部站到讲台前，就已经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至今仍记得一件小事，我在讲台上看《雷锋的故事》，没看谁讲话，按理说是失职行为。结果班主任走进来，指着我说，你看看她多么爱好读书，要向她学习。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不知不觉又被当成了教具。

我只管过纪律。毕竟我自己就交不上作业，总是不写、不想写、写不完，不能监守自盗。管纪律，就像是成成说，把头转过来、安静；像罗雷说，不准打架。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看着他们这些小学生如此行动，二十几岁的我回想起当年的记忆，浑身尴尬，简直是黑历史。

从视障人士角度来说，我对声音极其敏感，让教室保持安静，的确是更有利于学习的。但小学整个班级，并非所有人都需要一个适合学习的环境。就连到了现在，研究室里也有更喜欢聊天的，或更喜欢自己干活的区分。

教小学生遵纪守法，未必有多“压抑天性”。社会化的过程，包含不为所欲为，互相尊重，互不打扰，并不奇怪。

回想小学的记忆好累。总能想起自己闯下的祸，丢脸的事。虽然当然也有一些宝贵的经验。回想它干嘛呢？解释政治？我那会儿又没有这种厉害的社会实验，解释不出什么名堂来。国旗下讲话这种政治性很强的活动，也无非就是一个播放自己名字与声音的宣传栏，一份抵不过没戴红领巾被挡在校外的荣誉。听的人嫌烦，说的人嫌压力大。听到有人在国旗下讲话了，就知道我又迟了个大到。

所有人都被简化抽象为一张相同价值的选票，真的平等吗？我不这么认为。真理如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就不是投票能解决的事情。但拉图尔说，真理是由多数人定义出来的，投票恰恰是那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想到了《街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