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2020年底,受疫情影響,彼時作為演員的李鴻其(演員作品《醉 · 生夢死》《地球最後的夜晚》《風平浪靜》等)減少了一些片約,而這也恰好成為了一個契機,讓他有機會作為導演去創作一部影片。

三年之後的此刻,在第80屆威尼斯電影節“國際影評人周”(Settimana Internazionale della Critica)單元,他執導并主演的影片《愛是一把槍》完成了世界首映,并将與各個競賽單元亮相的長片處女作一同競逐“未來之獅”(Luigi De Laurentiis)獎。

影片故事聚焦剛剛出獄的台灣青年番薯。他不顧身邊人的反對,在海邊滿足地做着不掙錢的小買賣。然而負債累累的母親,幫派兄弟“帽子”和從未見過的老大再次出現在他的生活,又将他拉回到過去的漩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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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後,帶着這種悶在心裡的情緒,采訪了導演李鴻其與制片人之一單佐龍(制片作品《路邊野餐》《地球最後的夜晚》)。兩位從合作的緣起,聊到創作的過程與此次威尼斯之行的種種。采訪過後,從威尼斯的小巷中走出,看完片的那種不知如何反饋多少得到了一些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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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佐龍
制片人

Q
現在我們正在威尼斯主島,坐在我身邊的是作為導演的李鴻其以及制片人單佐龍,兩位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李鴻其:大家好,我是導演李鴻其,以前都說演員李鴻其,今天說的導演。單佐龍:大家好,我是單佐龍,是電影的制片人之一。

Q
兩位是否可以分享一下這次合作的緣起,如何認識,以及如何互相做了這個選擇。

單佐龍:這個要回溯到很多年前,其實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台北,跟畢贛導演一起認識他,當時鴻其剛演了《醉 · 生夢死》,然後因為看到裡面的一張劇照,當時《地球最後的夜晚》就邀請他來演,所以是這樣認識的,後來就正式合作上了。其實他很早有跟我說過他要自己做導演拍一個東西,跟我聊他的故事,但那時候我也沒聽明白(笑);直到21年他真的來找我了,而且給我看了一個70分鐘的粗剪版本,那個時候我就完全被打動,覺得他是真的要做電影,不是在開玩笑。

Q
此次影片是否是一個小規模的劇組創作?

李鴻其:是,我們最早其實就隻有五六個人,一個錄音,一個攝影,一個制片,然後演員和美術。但由于那時候剛好疫情比較嚴重,我又卡到了另外一部戲要去重新拍,就等了兩三個月。最終還是覺得不行,我們必須得要拍,所以又多找了五六個人,然後集中把故事拉回我的老家,所以你現在所看到的房子場景都是我親戚家,包括他們工作的地方,但電影呈現的一些夜店都已經是疫情開放後我們才補的。

《愛是一把槍》劇組

Q
之前一些訪談制片人做過一個比喻,說現在很多短片它有點奢侈品的感覺,或者說制作短片或長片的時候都有一定的預算要求。但無論是《路邊野餐》還是《愛是一把槍》,都有着很不一樣的制片方式,想請制片人聊一聊這種制作的特點以及自己的看法?

單佐龍:其實像《愛是一把槍》和《路邊野餐》都是不太能複制的獨特案例。21年我們看完《愛是一把槍》的demo之後很受震動,因為裡面有非常高辨識度的東西,然後我們就決定說繼續拍。相當于22年又拍了一期,整個項目的規模和制作看起來很小,其實周期也挺長的,前前後後也有快三年時間。李鴻其:第一期總共拍了13天,第二期又補拍了10天,但有趣的點是,我們在跟剪輯師讨論的時候大部分又用回第一期。其實最早我想把很多切碎的鏡頭正常拍,但發現好像那時候的狀态沒辦法再複制一次,所以有很多技術瑕疵,現在所呈現的基本上都是第一期拍的,有一點可惜。

單佐龍:但那個其實是很多處女作很寶貴的地方,它最寶貴的東西永遠是在第一次當中發生的,第二次即便有再充足的資金,做再多的準備工作,你會發現出來還是第一次的東西是最好的、最寶貴的。

Q
能否從⻆色設定上來聊聊,作為導演和編劇如何創作的這樣一個人物?

李鴻其:用我自己現在的狀态,我覺得好像生活中更多的東西,它是很被動的,不論是生活上、經濟上或者是跟人的關系。所以這個創作比較像是我看見身邊人的一種狀态,勵志的人是有,可是更多的好像就是發生什麼事隻能逆來順受。我在拍的過程中是有很明确的一種感受,就好像朋友之間的分享,我聽了雖然不理解,但是我好像能感受到對方一種真實的東西,那種真實的東西是沒辦法被解釋的,就如同為什麼某些人做的一些事能理解,可是又好像沒辦法解釋它。包括看電影也是一樣,我自己的觀影習慣是我不喜歡聽你跟我解釋,它有一點像是我們走在路上看到一群人發生一些事情,冷忍地看着他們,然後讓他們發生,所以整個創作的角度會是這樣。

Q
關于旁觀視角會讓人聯想到影片整體的視覺設計,在《愛是一把槍》中,攝影機放在了很遠的距離,我們看到的是主角們的整體狀态以及與周邊環境的關系,這是否是創造這種距離感的一種方式?

李鴻其:對。其實我們在寫故事的時候是有很多版本的,明确的台詞都有給到演員和制作,因為一定要有美術設計場景。有時候我說的這個“沒劇本”的概念,意思是我們原本希望在某一個地方拍,拿開場戲來舉例,那天下大雨,尤其我們又是小成本,沒法等,所以就勢必要把它拉上來(改變拍攝場景)。可拉上來的時候你會發現故事必須得改,我們就隻有交給環境,所以這個東西到底好或不好,最終就隻能現場發揮。然後我再舉一個更有趣的例子,電影裡面出現的長輩或者是同學都是我真的同學,他們聊的話就是他們最近所發生的事,所以很多時候我就是坐在一邊,他們就自然聊他們的。你會發現這台詞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包括房子很貴、房貸壓力等等,因為他們就是真真實實的當代年輕人,所以其實拍了很多版本,有拍了十七、十八遍。

Q
确實是蠻不一樣的一種與素人演員的溝通方式,并且也很依賴于實際拍攝的環境和條件。

李鴻其:對,有一點像紀錄片的味道。然後說為什麼有時候會使用那麼久的長鏡頭,主要原因是可能沒辦法再拍第二遍,我不可能再給特寫,很多狀态是很難複制的。

Q
那說到表演,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初執導筒,并且還是自己主演的體驗?相信既有一些有趣的點,也會有一些困難。

李鴻其:一定會有。首先就是,我們團隊幾個主要核心已經拍了很久,但是疫情期間我們前四五十分鐘的素材必須得停止下來。我補充一下,之前我們拍攝是一個禮拜拍一天,就是大家放假了我們就去拍,誰有空就誰來拍。不過這樣一來,我們前面拍了半年,在這麼長的時間已經像朋友一樣了,太知道你在想什麼了。所以有這樣的一個默契前提下,在真正拍那個十三天的時候,我們就很自然地交給對方。同樣地,我覺得作為演員,在這樣一個聊天,這樣一個劇情裡,看“你是不是我平時認識的那個人”,這個就決定了對或不對。還是以這種感覺,确定這是不是一個對的Take。然後我覺得他們已經聊開了,我再回去看(回放),再給演員看,“你覺得你喜歡你這樣嗎”,再給攝影師看,“你覺得ok嗎”,大家ok,那就好了。

李鴻其:其實就是想要比較純粹一點,當初喜歡電影跟想拍電影都是希望往這個方向去走。

Q
那無論是創作方式,還是整體的風格基調有沒有受到一些電影導演的影響,或者說參考?

李鴻其:我覺得我們在拍攝的時候,最終你不能去參考任何片子,到了一個場景,你就是想拍這個角度,就自然而然了。那時候有跟《地球最後的夜晚》的攝影師聊過,他跟我分享說可能每一個地方的人都有一雙眼睛,然後這一雙眼睛可能是看事情的一個角度,它會有一個最适合的方式,所以我們就按這樣的方式給它拍下來。

Q
這部電影有着非常細緻與強空間感的聲音質感,這種設計更多的是在前期拍攝時的設想還是後期在跟聲音團隊溝通的過程中創作的?

李鴻其:最早拍的時候就是這樣想的,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觀察一件事情,就如同我現在在看隔壁的人,我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但我好像可以從他們肢體中得到一些訊息,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更舒服的觀影方式。

Q
那想問一下兩位此次來威尼斯,得到觀衆對故事和風格的反饋大概是怎樣的?

單佐龍:過去六年在世界上最重要的電影節的首映,一共三次,有兩次都是和他(李鴻其)在一起。第一次是洛迦諾,第二次是18年在戛納,第三次時隔那麼多年又回到了三大。我昨天把外媒評論都發給我們的剪輯指導,他跟我說他有得到很大的反饋以及一些對他的剪輯來說有新的啟示意義的東西,他覺得非華語觀衆尤其是歐洲觀衆其實看的還挺仔細的,有很多在創作的結構過程中埋下的伏筆他們都能夠看出來,甚至還看出一些言外之意。所以我總體感覺外媒的觀感還是非常好的。李鴻其:在看首映的時候,因為又成長又進步了,總是覺得當初應該這樣拍,聲音應該這樣做等等。Beatrice(Beatrice Fiorentino,此次國際影評人周單元的選片人)就跟我分享說其實在選片的時候她很累了,因為一年有好幾百部甚至好幾千部會給他看,可是(《愛是一把槍》)傳過去的時候他是覺得這是一個很年輕的東西,雖然他不知道這個故事是什麼,可是他覺得有一個真實是打動他的。那這個也就是我當初想拍的一種狀态。我很常說,看電影就像出國一樣,我到了當地,我看到這些人,他們做了什麼事,我就可以理解他們背景大概是怎樣的,我是享受這一點的。有時候跟觀衆要是訴說一個概念,有太多的書、電影已經說得更好了。那我們其實就好像是分享一種“氣“,一種感受給大家。

抛開書本:蠻明白的了。感覺這些是你最在乎的,或者創作中比較特别的東西。李鴻其:有時候拍電影的時候我們會變得很敏感,就像朋友之間聊天的時候一樣,我們會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然後好好地觀察他,陪伴他,大概是這樣一個蠻溫柔的感覺吧。抛開書本:好,最後恭喜兩位帶《愛是一把槍》來威尼斯首映,也非常感謝兩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