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外在。中性。灾异。复返。
2. 灾异摧毁⼀切却在同时让⼀切保持原状。它并不会触及这些或者那些，“我”并不在它的威胁之下。⽽是如果借由赦免抑或置之⼀边，灾异可以威胁到我，它威胁到的是存于我之外的我，⼀个我之外的消极地成为他者的他者。灾异并⽆损害，它所威胁的是不可被触及的，我们不能判断它威胁的对象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这种威胁的⽆限性已以某种⽅式摧毁了所有的界限。我们就在灾异边缘，却⽆法把它清晰定位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上：它总是已经发⽣的，但我们⼀直身处它的边缘，或受到它的威胁，所有说法都牵涉到未来，如果说灾异既不会永不出现，也不会了却⼀切。
3. 被动性和主动性相对，这便是我们思考的局限：承受它，承受——为了构造这个只不过是和“骤然”（subitement）相映成趣的词语，同样破碎的词语，某些状态下的惰性的静⽌不动，⼜被称为精神变态，受难，卑屈的等待，夜间的可接受性也被认为是神秘的等待，剥夺，把⾃我从⾃我中拔除，从超脱中脱离，也包括超脱本身，或者是从⾃我之外坠落（没有决定也没有允诺）⼀所有这些情况，即使有⼀些是在可认识范围之外的，并点明了⼈类隐藏的⼀⾯，却从不会对我们说起我们想要听到的，只⺎⾃说出那个不受重视的词语：被动性。
...4. 灾异是这样一种时间，我们无法通过欲望、诡计或暴力发挥我们所寻觅的生活的作用，也无法维持这种生活，在这一时间中，否定缄口不言，无限静寂（沸腾）取代了人。这种无限静寂无法被代言，也无法被理解。
5. “⾁身”⼀词，它的危险，它极其容易给人以我们所持的在意义之外的幻觉，并未和潜意识与意识互相传染。自然性的，大自然之阴险的复返。⾁身没有归属，不朽的必死，不真实的，想象的，碎⽚化的。⾁身的耐烦，这已经又是思想了。
6. 我们是否可以说：恐怖占据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而“⾮意义”占据了古拉格集中营？恐怖，因为所有形式下的处决都是即刻的地平线，死亡一生存，贱民和穆斯林：这便是生活的真相。但是，一部分在抵抗：政治性词语保留了某种意义；它必须留存下来作证，也许也是为了战胜。
...7. 什么是一神？为什么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高于神，高于有称谓的神？一并非是一个数字，“一”和“多”并不对立：一神论和多神论，这二者并无区别。零，也并非数字，也并非数字的缺席，更不是一个概念。也许“—”注定要保护“神”不受任何修饰语的侵犯，注定要由“好”尤其是“神性”开始。一准许最小限度的联合，且带着无限的遥远，以更强烈的理性允许溯流而上和神秘主义的混淆。没有单位的“一”的严格性和不可能性甚至不能允许它将超验作为目标。一没有水平线，意义的水平线。一甚至并非是唯一的，也更不是独特的。思想的魔力来自将一归属于一切辩证性，如同归属于思想的一切运动的事物。思考，是朝向严格地避开思想的一的思想踽踽独行，无论是什么思想，朝向一就会被转向，如同在地球两极的时候，指南针的指针将失去作用一一转动？应该是逆转吧。不会因时效获得任何事物的一的严格性，揭示了法则中的高于一切时效的不受时效控制的部分，它的位置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它和它所表现出来的高度并不相符。
8. 被动性的耐烦之下，我是任何⼀个可以被替代的⼈，⼀个被定义⾮不可取代者的⼈，⼀个不能避免去通过并⾮⾃我的那个人回答以及为了并⾮⾃我的那个人⽽回答的⼈：借来的独特性以及相遇的独特性——事实上是人质的独特性（正如列维纳斯所说）。它是⾮赞同、⾮选择的担保，是⼀个没有做出的承诺，是不能守住他所在位置的不可替代者。正是通过他者，我才是同样的他者，他者总是将我从⾃我中抽离。他者，如果他向我求救，就像向⼀个不是我的人求救，第⼀个⼈或者是最后⼀个⼈，我不想要任何唯⼀性，正是由此他把被动性指定给我，通过我和死亡对话。（我承担的责任并不是我的，它亦使得我不是我。）
...9. 不知名的名词，在命名之外：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的绝对事件，在历史上标定日期，在这统一统付之一炬之中，一切历史也被点燃，一切意义的运动被损坏，没有谅解，没有赞同的馈赠，统统付之一炬也被摧毁，不为任何能被表现、被否认、被动性的馈赠，无法被给出之物的馈赠留下场域（lieu）。如何保存它，是在思想中吗，如何把思想变成那些保留种族灭绝之物，在那里，一都已失去，包括保卫性的思想？在死一般的强度中，数不清的哀号之中的逃逸的沉默。
10. 灾异将思考死亡这个避难所从我们⼿中剥夺：将我们从灾难性和悲剧性中劝⽌，使我们失去对⼀切意志与内在活动的兴趣，亦不再允许我们玩味这样的问题——为了识得灾异，你到底做过什么？
11. 灾异并不会质疑我，却会排除疑问，让疑问消失，仿佛我与问题同消失在没有形貌的灾异之中。消失这一事实，确切地说，并⾮一个事实，一个事件，它并不会发生，并不仅仅因为它来自假设本身，并不存在承受经验的“我”，还因为，如果说灾异总是在发生之后发生，我是无法从中获取经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