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金雞影展首映禮評分【8.0/10】
② 11.26 二刷評分【9.0/10】

本文想探讨兩個維度:
一、公共空間下的性别叙事置換
二、如何從二元對立→推動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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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東西》廈門路演(破浪觀影團)

在長期觀影的過程中,最為直觀的感受是男性叙事在電影領域幾乎占據主導地位(國内最為典型的eg.國師);無論從拍攝視角到叙事邏輯,還是從銀幕角色到創作者結構,這種性别權力分配深刻影響了公共空間中的文化表達。而電影,作為大衆文化的重要載體,在我們原有的觀念裡不自覺地強化了男性作為第一性的主導地位,從使女性角色長期淪為男性叙事中的附屬品(eg.去年深受非議的《滿江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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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滿江紅》

欣喜的是,在這部電影裡女性的聲音成為叙事的核心——這種置換不僅讓女性角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被叙述者”,而是成為叙述的主體,從而解構了公共空間中隐性的性别權力結構。(諸如虎撲這樣以男性為主體的公共平台空間,仍然存在着戲谑與嘲弄便是最好的例證)

這樣一種主客體性别置換的背後,讓人聯想到去年暑假《芭比》所引發的全球熱潮。盡管格蕾塔選擇了将“兩性議題”更為直接地放置在台面上的方式,但兩部影片的核心命題是一緻的:性别平等并非一場“男女之間的對抗”,而是一種需要全社會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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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塔·葛韋格《芭比》

在《好東西》裡,除了讨論度最廣的兩性關系,還涉及到了調查記者、舉辦、流行文化(黴黴)、青少年教育等諸多社會議題。

顯然,邵導仍然有意避開了互聯網叙事中常見的二元對抗邏輯(eg. 楊笠在節目裡被曲解的言論和網民解讀→所引發的直接對立);相反正是在大衆真實所處的空間語境下,通過真情情感的流露從而建構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共識(宋佳、鐘楚曦飾演的兩位女性)。

不同于迎合消費化的叙事邏輯(eg.陳思誠《消失的她》..)邵導第二篇長片《好東西》而是通過真實而複雜的女性困境,建構了一個關于性别議題的深度對話空間:性别平等的實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場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的長期進程。

在《好東西》的開放式結尾,當王茉莉向觀衆抛出那句“正是因為我們足夠樂觀和自信,我們才能直面悲劇”,電影沒有試圖給出性别問題的“終極答案”,而是通過角色的未竟之路讓觀衆明白:

當我們逐漸認識到社會中所存在的種種不公而帶來的無常與矛盾,我們會感受到人生意義的沮喪或是無力。無論是電影《好東西》還是漢堡黃的《濫俗的歌》,她們都在通過直面悲劇本身,不再濫俗,不再重複悲慘叙事;以一種西西弗式的解構,最終在荒誕的世界中找到屬于自我的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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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藝輝《好東西》

盡管,電影中的某些場景和台詞顯得略為懸浮和失真(eg.刻意強調某些“名詞”而忽視了女性的真實境遇),但我們還是能看到電影或許想要傳達的核心意圖:通過“女性上桌吃飯”的象征性場景,讓人們反思父權制對社會關系的壓迫與桎梏。

正基于此,推動性别平等的真正關鍵在于識别并改變深植于制度和文化中的種種不公和弊病。誠如标題所述,男女雙方從對立→共識的過程,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妥協或取悅,而是全社會對平等觀念的共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