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狂花》導演：雷德利斯科特
距離這部電影上映已經過去了30年。30年的時間裡，再未有過如此令人熱淚盈眶又熱血沸騰的女性主義電影，即使它直白淺顯。影片講述了兩位女性因槍殺了強奸未遂的男招待而踏上逃亡之路的故事。
...在影片一開始，塞爾瑪是典型的、刻闆印象中的家庭主婦形象——美麗、溫柔、賢惠。在典型的父權制的家庭結構中，塞爾瑪有着虛僞的自由欲望，她向往自由，卻因一直處于男權社會營造的溫柔鄉的欺騙之中而過于單純，她學着路易斯吸煙、在遇到男招待的騷擾她追求“自由”而最終導緻被強奸。路易斯的形象則與塞爾瑪形成鮮明對比。她清醒、灑脫，一眼識破男招待的意圖。在（或許令人不解的）突然槍殺男招待後，她不像塞爾瑪那樣驚慌失措，而是極度冷靜地處理。顯然，她熟識了男權社會邏輯，是壓迫和剝削女性的強盜邏輯，并詢喚、引領塞爾瑪“逃離”。
...人物弧光發生在他們發現由DJ偷走了她們的錢。路易斯因此崩潰，不知所措，塞爾瑪經過“一夜情”實現了對男權社會的逃離，真正地有了對自由的渴望，一反之前的優柔寡斷，行為舉止更加無拘束，轉而是她引領路易斯的逃離與反叛。她們兩人實現了某種同步與和解，塞爾瑪換上了牛仔褲、路易斯偷來了牛仔帽，這兩件典型的美國西部片的牛仔形象，同時也是自我建構的、去标簽化的過程——我們可以成為任何人。
...當她們得知被起訴後，是等于被男權社會完全的否認，被置于男權社會的邊緣，但同時也是另一片天空的主宰。
...影片中牛仔形象的能指的出現伴随着景别的變化，戈壁美景與廣闊天空開始鋪滿整個畫面，以此作為兩位女性心理的外化。
...影片中的幾處打電話場景極富象征意味。在影片開始中即使兩人非常忙碌，通話是非常通暢的，是女性之間的“互認”。而當塞爾瑪要向丈夫“尋求”某種通行許可時，丈夫的不耐煩是對女性表達的否定，在男權話語體系中，女性是“失語”的、作為男性客體的存在。在塞爾瑪和丈夫第一次接通電話的情節中，丈夫絲毫不關心塞爾瑪的處境，他關心的是橄榄球賽——一個極具男性意味的運動，他将話筒放下而去看球賽，無論塞爾瑪說了什麼，電話的另一邊，男權社會中，是無聲的，喪失話語權的。正如戴錦華老師所說，“我們無法在男權中心的天空下另辟蒼穹”。而在與男權社會決裂後，塞爾瑪主導了通話，她識破了男性欺騙女性的把戲（女人都喜歡這套），果斷地挂掉了被竊聽的電話，而使電話另一端的一屋子男性“失語”，實現了真正地反叛與超越。
而男權社會依舊“陰魂不散”，不斷地追捕與警官試圖與她們和解，軟硬兼施，是對她們的詢喚，是依照男權邏輯對女性反叛的壓制與對女性的建構。
...影片是否實現了女性叙事或女性表達我不敢斷言，因為導演雷德利斯科特與我都是生理意義上的男性，但它無疑做了反傳統的叙事和表達。将女性主義融入警匪片、西部片、公路片的類型電影叙事。它在90年代具有的強啟示性在今天依舊有效，是60年代席卷世界的反叛精神的延續。（摘自戴錦華老師）路易斯與塞爾瑪從一開始追求那遙不可及的一所房子，那是逃離父權的世外桃源，是伍爾夫的“一所自己的房子”，而他們在反叛中意識到了，她們有“自己的一輛車子”，在女性表達的路上不斷前進，實現“自我的超越性”。她們深知，必須要将反叛的道路進行下去，永不和解，否則，等待她們的就是成為“閣樓上的瘋女人”。所以在影片結尾，她們說的不是let’s go die,而是，let’s keep going——讓我們繼續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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