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是因為梅卡斯與早期影像之間那種敏銳的觸感——剪輯、曝光、人物——那是通向他“詩影”（poesis）的鑰匙，是使這些影像鮮活、并賦予其靈魂的源泉。

如果說《日記、素描與筆記》（1968）是梅卡斯“攝影筆”（caméra-stylo）風格的初現，那麼《重返立陶宛的旅程回憶》（1972）則是私人化叙述之下的“電影詩學”真正的奠基之作。

幾乎難以再找到像喬納斯·梅卡斯這樣的電影人，在擺脫先鋒派精英主義與藝術片的慣性之後，仍能憑借“小形式”的影像力量對抗“大形式”的主流電影。他在影像上的剪接與對畫外音的重構，是令電影重獲生命、令影像呼吸有魂的關鍵——他借此傳導人的經驗，一切都在電影攝影的觸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