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發于深焦：圖文版
2021年對羅馬尼亞電影界是個不錯的年份。先有拉杜·裘德加冕金熊，正式坐穩羅馬尼亞當今“四巨頭”席位，後有亞曆山大·讷讷烏的《集體》搶下兩個奧斯卡提名，而這也是曆史上羅馬尼亞電影的第一次奧斯卡提名。這是之前無論是前輩大師揚·波佩斯庫-戈波或是盧奇安·平蒂列，亦或是新浪潮風頭最勁的“三巨頭”，均未能達成的成就。此前最好成績是克裡斯蒂安·蒙久憑借戛納雙獎作品《山之外》入圍過最佳外語片短名單（另一個最接近提名的是，拿下克萊蒙費朗大獎和歐洲電影獎最佳短片的「聖誕禮物」，該片入圍過最佳真人短片的短名單）。不過再往前數，蒙久的《四月三周兩天》未能入圍短名單，除了引發巨大争議（當年一篇著名吐槽評論的标題為《請問“奧斯卡醜聞”用羅馬尼亞語怎麼說？》）也引發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規則調整。
當然還可以聊聊的是羅馬尼亞本國的提名程序。目前羅馬尼亞選送代表本國參加“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評選的機構是羅馬尼亞電影家協會（UCIN，讀音大概是“烏沁”）的一個專家委員會（而不是所有會員）。UCIN雖然名稱比較像中國電影家協會（也就是金雞獎的主辦單位），但是架構還是仿照奧斯卡背後的“學院”而建設的。UCIN的投票結果經常很迷幻，比如在2016年他們就投出了普優的《雪山之家》，而并非人見人愛的蒙久代表作《畢業會考》。既然蒙久能撼動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評審規則，為了沖奧顯然《畢業會考》是個更好的選擇，很可能擠掉《禁忌之戀》砍下羅國影史第一個奧斯卡提名（當然那一年的局面是法哈蒂因為川普的政策意外反殺成功二封反正也沒獎……）。蒙久在牆外更香那簡直是不争的事實。莫說這個，蒙久跟羅馬尼亞戈波獎鬧翻也好幾年了……
這次《集體》拿下兩個奧斯卡提名，堪稱羅馬尼亞電影又一個曆史性突破。當然2019-2020年的羅國電影并非沒有其他的選擇，即便是紀錄片方面，拉杜·裘德的兩部力作《大寫印刷體》和《火車出站》也可以一戰。那麼為什麼是《集體》？這個選擇還是頗有些意味的。
首先可以看看《集體》的電影節路線。影片于2019年威尼斯電影節特别展映，并同時登陸多倫多電影節——這是典型的頒獎季電影的路線。影片好評如潮之後還入圍了包括阿姆斯特丹IDFA、哥德堡、聖丹斯在内的一系列重要電影節，并拿下了2020年歐洲電影獎最佳紀錄片。影片在美國轉了一圈電影節後進入發行流程，并收獲一堆影評人協會的提名與獎項，還拿到了英國學院獎和獨立精神獎提名（未頒獎）。這一通操作其實有點像曾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修女艾達》。
美國觀衆和影評人很容易理解這部影片。首先是社會公正-調查記者這個題材，影片裡調查記者那條線剪得實在有點像《聚焦》，當然更大一個故事是個人對抗大公司/政府，官商勾結，線人爆料、腐敗窩案、政治謀殺、内幕重重這種戲碼，簡直是美國電影電視劇的标配。這個故事易于共情的點還在于恰逢新冠疫情，不僅影片談的就是醫療體系的問題，而且衛生部長那條叙事線，稍稍一聯想就是川皇抗疫不力，有識之士勉力支撐屢敗屢戰的投射，簡直不要太像。加上願意在電影院裡讀字幕的觀衆（奉俊昊已經說過這個問題了，而且其實《裡夫金的電影節》裡，“subtitled film”應該直接翻譯成“外語片”才對嘛）本身就是教育程度較高的、政治上傾向民主黨的觀衆。怎麼可能不把這部片子“内植”成自己的經驗？
稍稍解釋一下“内植”這個概念，其實說白了就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戴錦華老師提出的這個概念極好地解釋了《阿甘正傳》在中國的經典化過程。戴老師認為《阿甘正傳》對美國六十年代傷痛的處理方式，被中國（知識界/電影界）借用，象征性地療愈了一部分文革及八十年代末的傷痛，這個内植的過程在于，我們這邊的傷痛因為顯而易見的原因無法被言說（隻能是“傷痕”）和想象性的撫慰，而必須借助其他文化背景下的文本，用以代替自己的經驗，其實也帶有“移情”的過程。類似的例子比如《悲情城市》，比如最近電影圈人人交口稱贊的《親愛的同志們》（這個譯名才準确……）。美國觀衆和影評人對《集體》的内植稍有不同，隻是因為他們還處在忙着拍《神奇女俠1984》這種打臉片的階段，以及疫情來的太快，能用來撫慰和反思的影片還沒拍出來，這時一部如此好看，如此對症下藥的片子出現（不過恰好是羅馬尼亞片而已），當然，要叫好。
回來說《集體》這部影片。譯名方面曾長期被譯作“科萊采夫”，這個翻譯也蠻搞笑的，音譯也不能這麼譯（标準音譯是……科萊蒂夫）。港譯“醫官同謀”并不準确，因為還有供應商的問題；台譯“一場大火之後”還算不錯。不過直譯“集體”還是比較準确的，“集體”俱樂部本身開在一個前工廠裡，而這個工廠空間是一個典型的後冷戰标識：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建造（這也被認為是羅馬尼亞的一段黃金時代），羅共執政時收歸國有，羅共倒台後原來的所有者未能成功收回，反而成為了前廠長的私人财産——典型的後冷戰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資産私有化案例。“集體”這個頗具社會主義曆史的命名，提示着工廠的空間和前社會主義曆史，同時也暗示着後續事件中，記者與新衛生部長要對抗的也是一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成為既得利益聯盟的“集體”。
影片主要人物托隆坦具備一切斯皮爾伯格影片男主角的特質，看上去是個“普通先生”，但被不公正激發出了驚人潛能。嗅覺靈敏，業務熟練，下手穩準狠，也有積極的社會介入意識。在調查“集體”事件（羅馬尼亞對這一事件的說法叫做“稀釋消毒劑醜聞”）之前，托隆坦是羅馬尼亞第一大體育報紙《體育日報》的主編（2009年發行達6萬多份）。《體育日報》創刊于1924年，一度也做得很大，2008年甚至還開辦了自己的電視台（2014年關閉），2010年改版後還曾刊發3D圖片廣告。2018年被瑞士榮格集團收購。不過影片中出現的報社印刷廠已經被報廢并拆除了。托隆坦跟随這部紀錄片也去了許多電影節，随着頒獎季的一片好評，他也成了最近一段時間的焦點人物，如今以數字出版為主的《體育日報》也自豪地在網站上援引《紐約時報》的評論“我真的想知道《體育日報》這種頭版隻關注足球的報紙，是怎麼培養出如此出色的新聞調查團隊的。”
當然，如果你讀托隆坦的博客的話，他自己就專門開了一個“調查”的分類，雖說他的第一分類是足球，但他的足球文章寫得是越來越少了……現在基本上是個專業調查記者了。他在調查“集體”事件之前，就曾經調查過羅馬尼亞足球界的洗錢案，其結果是包括著名球星格奧爾基·波佩斯庫在内的8個人被判刑。最近他一直在報道跟疫情和疫苗有關的新聞。在奧斯卡提名揭曉後，他發了三篇文章。來看看題目吧：
3月15日：調查記者在哪裡等待奧斯卡的新聞？在布加勒斯特法庭上是最好的方式
（這篇文章也很勁爆，托隆坦寫到他最近三年一直在調查的中國黑幫拉皮條案……）
3月15日：NARCIS HOGEA：對父母而言，最悲慘的事情是失去了孩子，并感覺他死得毫無價值。我現在可以說：“ALEX，我們親愛的兒子，世界将聽到你的故事！”
（本文發布于提名公布之後，是對火災中燒傷、因無法出國治療而在醫院去世的Alex Hogea的父親的采訪。托隆坦寫道：“這次的曝光，讓這個故事不再僅僅屬于我們，整個國家都在質疑，并且等待答案”）
3月22日：186次庭審0最終宣判，“集體”事件相關的5個案件中的司法公正
托隆坦在這篇跟蹤報道中指出，時隔五年，仍然沒有任何責任人受到法律的懲罰。五個案件分别為：“集體”俱樂部消防安全案（上訴中，4月2日下一次宣判）、Malaxa醫院經理挪用公款案（已有7人認罪并被判刑，主犯未審結）、Malaxa醫院經理虛假合同案（延期審理）【這一案件出現在紀錄片當中】、Hexi制藥案（即影片中稀釋消毒劑醜聞，這一案件被兩個法庭拒絕審理，“沒人想審理這個案子”。最終于2019年初審，此後被上訴法院推遲審理），以及“集體”中燒傷者醫療事故案（還在檢察官辦公室，連被告都沒有被确定）。
看看是不是業界良心？熱點都蹭的這麼業務！
影片的剪輯和叙事線安排顯然也是在向《聚焦》靠近（不少構圖和細節安排都很像）。不過影片的結構也并非沒有瑕疵，比如視點在後期切換到新衛生部長一邊，雖說“書生救國+技術官僚+對抗體系”的人物弧線挺不錯，但視點上就比較割裂，而且問題逐漸被帶偏了，最後落到器官移植法案上面，不由得不說這是有些離題——但這也可以說是紀錄片/Non Fiction的題中之義，由醫療體系的問題讨論到政治體系（尤其民粹政治勢力把醫療問題政治化……）上。
問題在于，中國觀衆或者美國觀衆，搞得清楚羅馬尼亞政治麼？
我來捋一下時間線：
2015年10月30日：火災。
2015年11月3-9日，羅馬尼亞多地爆發群衆遊行，抗議政府無能。
2015年11月4日，總理蓬塔及社會民主黨（PSD）政府辭職。
2015年11月17日，總理喬洛什及無黨派的技術官僚政府上台，執政至2017年1月4日。
2016年3月27日，追思會——電影時間線開始
此後是托隆坦的調查，爆出醜聞，文章可以在他的個人博客上閱讀，如2016年4月的幾篇著名文章：https://www.tolo.ro/2016/04/
比如這篇直接怼衛生部長的：
...2016年5月9日，原衛生部長辭職。
2016年5月20日（周五），新任衛生部長弗拉德·沃伊庫萊斯庫上台。
2016年5月23日，Hexi制藥老闆Dan Condrea死于車禍。
此後就是衛生部長的時間線，嘗試改變，但是陷入了死結。
然後是結尾：
2016年12月11日 議會選舉。社會民主黨獲得45%的選票，取得67個參議院席位及154個衆議院席位（全部席位：參議院136，衆議院329，最終由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聯盟黨聯合組閣）。
看清楚了嗎，政府在火災之後就辭職了，影片開始于火災發生的5個月後。托隆坦反複質詢的是技術官僚政府的衛生部。所以影片的時間線聚焦在“集體”俱樂部大火發生之後一年内的事情，而且要點在于……體育記者可以搞調查，但技術官僚救不了羅馬尼亞。衛生部長跟父親那個電話，簡直就是“如此生活三十年，大廈還沒崩塌”。問題在于，當年羅馬尼亞可是革命成功了啊，然後呢？
所以，影片這個奇怪的結構是有用意的，前半段是托隆坦的調查與提問；後半段轉到衛生部長視點的段落，當然是一次試圖回答，但并不是預想中的答案。一鏟子挖下去，挖出來的是積弊已久的社會問題。所以這才是紀錄片比起故事片更動人的地方，因為即便生活再像電影，它仍然不是電影，沒有劇作法或者觀衆要求的大團圓結局，它的結局是，無解。
是不是很眼熟。是不是，不能不明白？
如果你以為影片說的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記者揭露了腐敗導緻的醫療事故并導緻衛生部長下台，那隻是一個層面。影片對這個事件的分析還是得需要結合些國情才看得出來。比如，革命後的私有化/資本主義化進程，新既得利益群體的形成，新社會制度下舊的權錢交易和腐敗的模式，社會運動的遺産，民粹主義的興起，以及當今社會政黨政治的弊病，環環相扣，死結縱橫。
這個時候隻需要一個導“火”索。
熟悉羅馬尼亞曆史的都知道，1989年聖誕節前那一個星期發生了什麼。
我不禁懷疑導演讷讷烏有些曆史循環論，不過隻是在這一刻，才能發現這一代羅馬尼亞導演，共同都在處理着一個命題：究竟1945-1989年的曆史是如何在影響着今天。在普優那裡，是“咖啡與香煙，還是這一套”，是勒澤雷斯庫先生之死的偶然與必然；在蒙久那裡，是《畢業會考》裡讓下一代趕緊離開這片土地；在波藍波宇那裡，是後革命社會中，一些改變了，一些尚待改變；在拉杜·裘德那裡，影響着今天羅馬尼亞社會的曆史，得從二十世紀初數到直到革命之後。
把現實的問題曆史化，羅馬尼亞導演太擅長了。
随着這兩個奧斯卡提名，被羅國評論家宣布了好幾次的“羅馬尼亞紀錄片新浪潮”終于算是站在了聚光燈的中央。從早年的安德烈·烏日克、弗洛林·耶潘和亞曆山德魯·所羅門開始，新世紀以來的羅馬尼亞紀錄片其實一直也相當紮實，還誕生過《齊奧塞斯庫自傳》《共産主義銀行大劫案》這樣的傑作。但是羅馬尼亞新浪潮統治力如此之強（至少在國際電影節圈子裡，2005-2013算是頂流），也掩蓋了不少紀錄片光芒。随着跨界過來的裘德大放異彩，加上2020年讷讷烏和拉杜·喬爾尼丘克的巨大成功（後者2020年紀錄片《我的家》（Acasa - My Home）獲得聖丹斯世界紀錄片最佳攝影獎，并入圍多個重要電影節），再來一個導演就可以正式宣布紀錄片新浪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