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真的，當時找片的時候，我模模糊糊就把它和《白日焰火》《心迷宮》《血觀音》《嘉年華》、《大佛普拉斯》《追兇者也》《無名之輩》《驢得水》《無人區》歸差不多一類了。黑色、犯罪、帶點文藝色彩，亦或是喜劇色彩
導演忻钰坤是一個極擅長運用各種隐喻與符号來表達電影内核的人，在這部電影中，也充滿了各種另有深意的鏡頭語言。
三角與羔羊
在電影開始，小男孩在放羊時便用石頭擺了一個三角形的金字塔，之後這堆石塊被打亂，預示了小男孩的命運（男孩名叫張磊，由三個石組成，石塊被打亂，也意味着小男孩兇多吉少）；昌萬年的辦公桌上也擺着一個金字塔模型；徐文傑尋找女兒時路過的山峰；直至電影結束張保民身後那座轟然坍塌的山，也是金子塔。
金子塔這一極具象征意義的符号，是導演對人類社會層級劃分的潛在隐喻：塔尖是社會上層，中間是中産階級，塔底則是社會底層。三者之間的關系在電影中表現為：作為社會上層的昌萬年掌握着财富和力量,在非法采礦後，又想讓中産階級的律師徐文傑幫其解決麻煩，而社會底層的張保民，則是弱勢群體，他們在整個社會體系中沒有話語權，這在電影中具體表現為張保民的失語，表面是他與人打架後咬斷舌頭不願再說話，但實則暗指社會底層群體的無處發聲和蒼白無力。
與此相呼應的，是影片中的另一個隐喻符号：羔羊。
羔羊是貫穿電影的一個元素，張磊一出場便是在放羊；被張保民戳瞎眼睛的屠戶，宰的是羊；昌萬年如饕餮般大快朵頤的，也是羊肉，當他請同行吃羊肉時，對方說，我吃素。昌萬年說，羊也吃素。言外之意是：羊本就是食物鍊的最底端，你吃素，那麼你隻能像羊一樣被頂層食物鍊吃掉。
由此，人類社會中的層級劃分通過“羔羊”這一具象化的符号而形成一個閉環：窮人養羊，屠戶宰羊，富人吃羊。
這個在現實世界裡真實存在，而又無法被搬上桌面的問題，被導演通過這種方式巧妙地表現出來。
名字與命運
在中國傳統文化裡，名字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文化符号，它承載着長輩的期許，包含着家族的願望，甚至很多時候确實是“人如其名”，隻消知道一個人的名字，便可大抵知曉其人大概。
在本片中，亦是如此，三個角色的命運，都已被導演寫進了名字裡。
張保民
張保民，這在中國農村是一個極普遍的名字。很多地方都有一個習俗，那就是名字起的越賤，孩子越好養活——我的家鄉即是如此，也因此而誕生了不少讓人啞然失笑的名字。張保民，他想做的，不過是保住自己的正常生活而已，所以他甯願與人打架也不願在協議書上簽字（那意味着對他家鄉的毀滅，電影中多處顯示那個小村莊已遭到污染）；在孩子丢失後，即便冒着危險也要獨創龍潭。他希求的不過是保住自己的生活，找回自己的孩子，但當這種基本要求都不能實現時，他便隻能尋求暴力，電影中他幾乎是從頭打到尾，但這并非他的本意——在這裡，導演讓我們知道，當社會底層人物最基本的訴求都無法滿足時，保民便會成為暴民。而保民與暴民之間的距離，就是一個社會的良心和時代的公正。
昌萬年
昌萬年，這個處于食物鍊頂端的商人，他想要昌盛萬年，财源滾滾，他想要真正融入上層社會，使自己成為一個“體面人”，所以他穿着筆挺的西裝，打着精緻的領帶，為學校捐錢也是為了樹立自己的僞善，但在骨子裡，卻始終有一種無法磨滅的貪婪與卑微：為了财富而不擇手段地威脅同行，西裝領帶下不倫不類的穿着布鞋，甚至連他的頭發也是假的。影片中比較有意思的一個情節是：張磊專門為他心愛的小羊羔在屋内搭了個窩，昌萬年一邊涮着新鮮羊肉一邊吩咐把羊肉抽成真空寄給國外的兒子。這又是一個頗有意味的隐喻：窮人的孩子在放羊，富人的孩子在吃羊，窮人的孩子視為珍寶的東西，在富人眼裡，不過是餐桌上的一餐美食。而最終，這個霸氣無比的名字并沒有帶給他好運，當他的人性在那座充斥着血腥肉味的豪華房間裡迷失方向時，也預示着他最終的結局是走向毀滅。
徐文傑
徐文傑，作為一個中産階級的名字，再貼切不過。他在影片中的作用至關重要，有人認為導演在這個角色上的塑造顯得過于單薄，但可能正是這種若有若無的弱化，才更符合這個人物的性格特點，符合導演對這個人物的要求。他在影片的前半段一直沉默寡言，這種沉默既是對自己的保護，也是對現實的妥協。徐文傑的身份設定是律師，他本該為這個社會的弱勢群體伸張正義發聲呐喊，但卻選擇沉默，甚至與社會上層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他并非從一開始就是惡人，當他因昌萬年而陷入泥潭時，他一直拒絕接聽電話，想要與罪惡保持距離。當他自己的女兒被綁架時，他的語言才漸漸多了起來，導演告訴我們：這一階層發聲的前提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傷害。而當他最後面對警察質詢，在緩緩戴上讓自己顯得文質彬彬的眼鏡，面無愧色地說出“沒有”二字時，也意味着他的靈魂永遠跌入了深淵。
主角雖然是張保民，但戲眼其實是徐文傑。張保民身上一直有一種善的力量，即便無法發聲，他也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尋求正義。但徐文傑是本該發聲，卻選擇沉默；有機會揭開罪惡，但最終掩蓋真相。在他身上，體現了人性堕落的全部過程。
電影中的情節設置也頗值尋味：當張保民被一群打手追趕時，救他的，是曾被他戳瞎眼睛的屠戶；而當徐文傑的女兒為張保民所救後，他依然選擇沉默和自保。在這裡，兩個階層形成強烈對比：屠夫貌似粗魯，但卻秉持人性中最重要的善良；律師文質彬彬，但卻踐踏現實裡最基本的底線。這也正印證了一句老話：“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
漢娜•阿倫特曾提出著名的“平庸之惡”：即人們不去阻止顯而易見的惡行，甚至直接參與。但徐文傑的惡，已不是“平庸之惡”，而是有意識地選擇惡，并且成為惡的幫兇。
當一個有責任、有能力、有機會去伸張正義的階層集體失聲時，就是一個社會道德秩序的徹底崩壞。
暴裂與無聲,倘若我們将他們拆分開來，我們知道，“暴”是指狂暴、暴力，“裂”是指被暴力沖擊過後的撕裂與傷痕，而“無聲”則與“暴裂”形成鮮明對比，既指社會底層的張保民在遭遇傷痛時的嘶啞無力，也指沆瀣一氣的昌萬年、徐文傑在面對質詢時的沉默無言。
暴裂與無聲，在這三個人物身上都有體現。
電影裡的張保民，幾乎一路打到尾，作為社會底層的小人物，這幾乎是他尋找真相、維護權益的唯一方式。電影裡他的打鬥動作設計為生硬剛猛，他并沒有什麼格鬥技巧，隻是憑借一身蠻力，希望在打倒那些惡人後，真相便能浮出水面。他習慣用暴力解決問題，但并不崇尚暴力。而他的“無聲”，則伴随整個過程。影片的最後，張保民倔強單薄的身影站在那裡，他身後那座象征着社會層級的金字塔形的山峰轟然倒塌，這既意味着這不合理的社會結構終有一日會土崩瓦解，也代表張保民心中最後一絲希望被徹底撲滅——山崩的力量與沉默的父親，這一組影像無疑會形成強烈對比。
相比于張保民，昌萬年的“暴”，是植根在他人性深處的。非法采礦導緻小村莊污染日益嚴重，于是他便找來律師為他擺平；同行不願将生意轉讓，他便威脅毒打；礦工不願與他合作，他便派打手施以暴力。他始終是一個嚣張跋扈殘暴陰險的形象，直至最後在面對警察質問時，說出那聲讓人心寒的“沒有”。
而徐文傑的“暴”，或者說“惡”，則隐藏的最深，但隻有他的“暴”最讓人感慨、最讓人壓抑：他的能力足以保證衣食溫飽，但當他的妻子病重時，他為了錢而接受昌萬年的條件，并在此過程中誤殺了張磊，與昌萬年相比，他一直有一種内心的負罪感，因此他選擇隐忍，選擇與昌萬年保持距離。在電影的前半部分，他的角色顯得若有若無，直到他的女兒被綁架，他才為自己發聲。他原本有機會完成救贖，卻最終選擇沉淪。
暴裂與無聲，善良與罪惡，真相與迷離，永遠不會落幕，一直都在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