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發于《Vista看天下》)

近來國産電影出現了不少與女性議題相關的作品。春節檔大熱的《你好,李煥英》講“母親”,到了《我的姐姐》,戲名更是直接揭曉了主要角色的身份。不但兩部戲中的女性都涉及了家庭内的兩種“角色”,而且巧合的是,兩部戲的編導也皆為女性。

相比《你好,李煥英》喜劇的類型包裝,及主打母女情的戲劇定位,《我的姐姐》則很不一樣。無論從電影故事本身,還是從戲中所折射的社會性議題來看,它都有一個非常清晰的“女性主義”定位。

戲中由張子楓飾演的姐姐安然,在電影一開場就遭遇了父母喪生的變故,遺留下一個自己并不熟稔的弟弟。大家庭中的親戚要求姐姐撫養弟弟,但姐姐卻希望能一個人去北京讀書,整部戲的戲劇性便是從這“左右為難”的選擇、及姐姐和弟弟的關系變化當中延伸開來。

電影中為“安然”這個角色設置了相當多當代社會典型的女性困境:倫理上,父母和大家庭抱有着根深蒂固“重男輕女”的觀念,上一輩的姑媽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長大,她犧牲了自己的人生去成就自己的弟弟,而這一代的“安然”則同樣遭受着這種“男尊女卑”觀念的壓迫,無法自如地選擇自己的命運;情感上,積弱的男友也沒有能力為“安然”争取自主的空間,他總是輕易地向長輩和社會現實低頭;職場上,“安然”則要面對有權階級的壓力,不能單純憑借自己的能力獲得應有的公允對待。

乍看下來整部戲其實有着非常濃厚的社會寫實意味,而“安然”這個角色的内裡确實也隐藏着某種女性的反抗性與自主性。隻不過,這一切似乎都隻是這部電影在女性議題上面的包裝,整部戲的價值核心其實仍舊是相當之保守和陳舊的;或者應該這麼說,從确定了整部電影的主線關系是一對“姐弟”開始,整部戲就注定了内核一定是“保守”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戲劇發展的需要注定了這份“保守”。這對姐弟關系在原本的戲劇設置中是不熟悉的、沖突的。弟弟一開始總是處處與姐姐作對,而戲劇在慢慢的積累和發展後勢必要帶來變化,二人的相互理解和彼此之間産生的依賴、關懷是必然的。所以在故事的最後,姐姐選擇沒有簽領養協議而是帶走了弟弟,這其實是一個相當正常穩妥的戲劇發展邏輯,也本該是一個十分溫情的結局。

而吊詭之處卻恰恰出現在了這個結局上。皆因電影在之前陳設了相當多的女性困境,而這些困境多數是歸咎于人倫環境的壓力;但這個結尾的處理,卻令姐姐陷入了新一輪人倫情感的束縛之中,再一次用親情綁架了姐姐的個人選擇,這似乎也預示了她最終走向的,将是和她姑媽完全相同的命運。

這部戲的編導曾經闡述這個結局其實是具開放性的,安然仍是有強烈的自主性格,她絕不會重蹈上一代女性的厄運。但問題是,安然這個角色如此年輕(大學剛畢業),要完全獨立生活已不容易,何況是要再養育一個弟弟;而安然希望去北京上學,在地理位置上天然也已經設置了另一道障礙;而安然的整個家族中,在劇情中也已經交代了在現實層面,确實無其他人可以真正照顧好弟弟。電影并沒有交代安然在帶走弟弟之後可能面對的更大困境,而編導完全不理角色的現實處境,輕而易舉地形容她會“走上不一樣的路”,這其實是一種自欺欺人、相當不負責任的說法;而這個所謂的開放式結局,隻是給人物制造了更大的困境,也并沒有留下任何可以供她喘息的出口。

另一方面,這部電影中對于人倫情感的善意描述,也注定了這部電影内核“保守”的必然性。電影一開端,似乎安然身邊的許多人都不是正面角色:遵從傳統倫理約束,懦弱的姑媽;成天遊手好閑的舅舅;撞死安然父母,有酗酒嫌疑的鐘勇;在醫院中仗着家庭背景頤指氣使的女醫生;還有一開場已經死去,十分“重男輕女”的安然父母。但在戲劇的發展中,這些人物都會慢慢顯現出善良、溫情的一面,颠覆觀衆對他們的既定印象。這些設計在塑造人物上當然是有效的,能令到人物立體,我當然更不會懷疑這份善意的真心。

隻不過,這種寫法令這部戲又一次産生了吊詭的分裂。因為戲劇中所闡釋的那份女性困境恰好就是被各類人倫情感所綁架;但在電影中,曾經令女性陷入困境中的每種情感卻幾乎都是善意的——沒有一個人是壞人。就算是出現在醫院之中,最壞的那個要逼迫老婆生男孩的男人,誰又能知道他在家中是否也是一個慈父或孝子呢?所以電影中的設計幾乎讓我們原諒了所有人,但原諒之後呢?既然沒有人有錯,親情又是溫暖的,那女性們能怎麼辦呢?她們能選擇的似乎隻能是再一次為了各類情感,而陷入自我犧牲的桎梏之中。就像安然在聽完姑媽的陳述之後,下一場戲就是去寺廟給全家人點了許願燈,戲劇中透露出的那種用人倫情感覆蓋掉自我的意識形态其實是非常清楚無疑的。

是故這部電影又呈現出了國産電影中常見的單純“煽情賣慘”的局面。之所以說它是“賣慘”,是因為這些慘是沒有控訴對象的:身邊的人沒有錯,問題的制造者(父母)一早已經死亡,大環境更沒有錯(不能拍或不能說),每個人物并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麼慘,也不知該向誰申訴,一切就像是一場不可控的“天災”,最後隻能自影自憐大哭一場了事。而戲中每逢女性角色遭遇困境,便配以大段大段的煽情音樂制造悲情,那份催淚的商業目的也已異常明确。而我懷疑的隻是,戲中這樣單純展現女性困境除了一頓猛烈煽情讓觀衆哭一把之外,真的有什麼意義嗎?如果困境隻是單純被展示就已經足夠的話,那我們經常在社會新聞中看到的那些女性遭遇,哪個不比戲中這些煽情情節來得更深刻、更值得反思呢?

但是話又說回來,這本就是一部商業電影,煽情并非什麼原罪。說到底,電影之所以呈現出如此分裂、自相矛盾的迹象,一切源頭還是劇作的問題。

劇作在闡述女性議題之餘,又想主打“姐弟情”的人倫溫情,想面面俱到兩邊讨好的結果,就是在戲劇上顧此失彼和産生了議題上的自我矛盾。如果弟弟單純做副線,主線集中講姐姐和姑媽的關系,戲劇上的變化替換成兩代女性從矛盾到最終完成和解,想必在溫情之餘也會更加扣緊“女性”這個母題,不會陷入如今這般難以自圓其說的境地之中;又或者專注做“姐弟”關系,刻畫好家庭關系之中的普世情感,不必非添加如此多女性議題,電影也會變得完整和純粹許多。

而現在的劇作為了同時兼備人倫溫情與女性主義,卻令兩個方向都失去了力量。女性主義變成了純粹的話題式展示自不必說,另一邊廂的“姐弟情”也處理得相當倉促。諸多觀衆反映弟弟的變化速度和成熟度太不合理,恰恰就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戲劇篇幅去鋪陳二人的關系轉變。弟弟不是不可以成熟,隻是戲劇上用了太多篇幅去刻畫另一個主題,沒有好好在二人關系上細心做鋪墊,也沒有好好刻畫弟弟的性格軌迹,于是弟弟突然變得對姐姐充滿情感,甚至于非常主動地打電話給領養人求領養,在戲劇上其實都欠缺了一些說服力。

劇作的這些問題當然也反映了電影本身貪婪的訴求。這部電影顯然希望在商業元素上能夠大小通吃:既想吃女性議題的紅利,又想用人倫煽情來打動更多觀衆。但歸根到底的問題是,究竟女性的困境、女性的自主是不是編導最想說的話?是不是她們最想表達,希望讓觀者關切到的地方?而現在電影出現了這些自我矛盾的問題,但票房成功,是不是編導就非常輕易地樂見其成?

這其實無關這部戲究竟是女性編導還是男性編導。無論編導是女性還是男性,如果他/她們的電影最後變得隻剩下商業性的話,那對中國電影而言一定不會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