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萊奧是一個流行女歌手，她得知自己可能患有絕症，在進一步的确診書下來之前，在“五至七時”之間，除了等，她什麼也做不了。但就在這短暫的空白裡，克萊奧卻完成了一場意料之外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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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七時的克萊奧》是法國導演阿涅斯·瓦爾達最廣為人知的劇情片，上映于1962年，是新浪潮的一部重要作品。
瓦爾達以她的細膩與敏感，幾乎精準地抓住了女性情感的每一個觸角，機趣又富有哲思地書寫了一個女人從麻木到覺醒的整個過程。
顯然這是一部女性主義電影，但沒有聲嘶力竭的控訴或悲戚哀怨的陣痛，瓦爾達用活潑的語言和俏皮的剪輯将這個沉重的故事勻勻展開，獨屬于女性的力量就在一分一秒的流淌裡漸漸浮現出來。對時間的巧妙設定是這部作品的一大亮點：影片時間與真實時間實現同步流逝。
虛與實的牆面被時間的細流暫時打破，從17:00—18:30，屏幕内外的人得以一同走過這段焦灼的9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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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一開場，是手與牌的彩色特寫。克萊奧與占蔔師的手在花色缭亂的撲克牌之間來去遊走，同時兩人之間的快速問答，将克萊奧所處困境簡明點出：克萊奧擔憂體檢報告，事先來占蔔，但得到的是不詳的預示。
當鏡頭從牌面轉場時，畫面也立時從彩色轉為了黑白，克萊奧失意地離開占蔔師的房子。至此之後，整部電影都以黑白為叙述色彩。
色調的置換，可以理解為是克萊奧内心世界的外化，來自死亡的不安感将她完全攫獲之後，克萊奧堕入了感傷的黑白世界裡。
這也是瓦爾達貫穿于全片的隐喻：當心靈被預先設定的悲戚基調所捕獲，那麼眼所望見的都是荒蕪。
在影片中，穿插有一個戲中戲的結構，短片由瓦爾達和安娜卡裡娜客串演出，所表明的也正是這種預設的基調：戴上墨鏡悲傷落淚，摘下墨鏡快樂親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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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隐喻也是對身份認同的表征。克萊奧是一個美麗的女歌手，但這種身份定位是由她之外的人所給予她的，對于克萊奧自己來說，她是如同木偶般的無所作為。
在身份認同上，克萊奧預設的基調是來自他者的凝視，這種凝視以塑造她的方式在摧毀着她。當一個人的自我隻能憑借外部的添磚加瓦來得到形成和鞏固時，這就注定是一個空中樓閣般的建築。
當克萊奧把他者的目光作為自我身份建立的基調時，她所望見的，便都是浮光掠影的虛相，是走馬觀花的假面，是一閃即逝的瞬彩。
克萊奧正如她被賦予的名字“克萊奧”一樣，成為他人之手所精心捏就的作品和商标，而非是擁有獨立意識和自由意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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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奧對假發的舍棄是自我認知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戴着假發的克萊奧是個愛美麗又虛榮的女歌手，她活在衆人的為她量身定做的标準設置裡。
“所有人都寵溺我，但沒有人愛我”——克萊奧對她的處境終于有了一點朦胧的認知，之後她丢下假發，跑出空曠的房間，離開鏡子裡那個美麗而空洞的她。
走向大街的克萊奧從鏡像走向真實，這時瓦爾達大量運用主觀鏡頭，那些來來往往的人不能說是美麗的，但每個人都是立體鮮活的，是富有生命力和生活印迹的。
克萊奧正在漸漸從被凝視的客體轉變為凝視的主體，世界在她眼裡有了更清晰更準确的模樣。這與此前劇情克萊奧第一次逛街形成一個對比：在上一次的街道遊走中，克萊奧關注的是櫥窗裡的那些帽子，關注的是電台裡的歌聲——這是她賴以為生的美麗與名氣。
這一次的克萊奧把目光放在人身上，将自己那些虛浮的障礙物祛除之後，她看見了自己此前一直忽視的真實，一種樸實的生命感和強烈的世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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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多蘿黛是克萊奧的一個對立面，與克萊奧過多在意他人目光不同，多蘿黛自信大方：“我的身體沒有讓我感到美麗，但讓我感到高興。”這也許是整部影片裡最精彩的女性主義宣言。不需要别人的眼光和評價來定義自己，自己才是自己最核心的支撐。
影片将克萊奧放置在一個非生即死的極端境遇裡，在“生死未蔔”這個命題的麥格芬作用下，恐懼焦慮的克萊奧不斷叩問，不斷逃離，不斷與外界碰撞，在盲目地于街頭遊走于人群穿梭之中，意外地發現了這張長期籠罩着自己的大網。
由于時間的同步，克萊奧的很多動作都得以被慢節奏地還原。在訪談中，瓦爾達說道：“有一個情景是克萊奧要走下十級台階，這十級我們每一級都有拍到，她一步一步地走下來，走過寬闊的庭院，走向大門，走往街道。”
這種追尋式的鏡頭将克萊奧的不安傳遞出來，也用更深沉的時間質感将這種不安化為可視的情緒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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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的結局，克萊奧邂逅了一個英氣男人。在短短的90分鐘裡，克萊奧對人生、生活、生命的理解得到了一番劇烈震蕩。在最後一刻，她才能對心意相通之人說：“你已經和我在一起了，我再也不害怕了，我感到幸福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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