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不是個人

“這顆心，這顆有知覺的心，必須被殺死，必須讓它麻木，對所有的痛苦無知無覺。我們不得不壓抑内心殘酷的折磨，痛苦像風暴一樣湧入四肢。我們不得不漠然應對、視若無睹，把自己當作無知無識、毫無感情的機器人。”

這段話出自吉迪恩·格雷夫的著作《無淚而泣》，而說話的人，是一位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特别工作隊的幸存者。“機器人”，這個冰冷的詞語，常出現在戰後那些極少數幸存下來的特别工作隊幸存者們口中，他們普遍羞于将當時的自己再稱之為人。

《索爾之子》，這部電影才看了開頭，我一下子就被震撼到了。不是因為橫陳在電影畫面中的那些赤條條的屍體，不是，納粹集中營火葬場裡的恐怖畫面在我看書的時候已經無數次地閃現過腦海，我早已有心理準備。令我震驚的，是演員臉上的表情，不，準确地說，是那一張張毫無表情的臉，麻木、僵硬，槁木死灰一般毫無生氣。

通常，演員的表演主要難在做表情，因為表情必須要準确到位地傳達所飾演角色的情緒、狀态及性格。可這部影片裡的人物實在太特殊，他們是在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裡替納粹幹髒活的特别工作隊囚犯，情緒這東西不會也不能挂在他們臉上，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一張張“機器人”的臉。我不禁想，這部電影的演員一定花了巨大的努力去想象特别工作隊囚犯的狀态，當面對電影裡呈現出的真實度極高的大規模殺人、搬屍、焚屍場景，不做表情甚至比做表情更難。

整部電影大量使用了手持攝影及長鏡頭，從頭至尾，鏡頭一直跟着男主角索爾。這樣的表現手法給人感覺非常像是一部紀實性的記錄片，觀衆也仿佛身臨其境一般地去體會着那些被投入“地獄”的人們的日常。命運宛如惡魔，你無力掙脫，隻能聽天由命。

索爾一直執拗地想要按照猶太教的儀式埋葬自己死去的“兒子”，為此他什麼都不顧。自私嗎？自私。愚蠢嗎？愚蠢。可我實在是無法責備他，我感覺到的，隻有一種直擊骨髓的深深的痛。在死亡集中營，特别工作隊的工作（引導即将被毒氣殺死的人們進入毒氣室、搬運屍體、拔除屍體上的金牙、清洗毒氣室、焚燒屍體、處理骨灰等等），人要麼幹幾天就堅持不下去，或者自殺，或者被處決；要麼就是為了活命一直堅持幹，幹到整個人完全被環境改造到連人性都喪失了它的容身之地，最後，人隻會如行屍走肉一般機械性地服從命令。求生，是人類以及所有動物的本能，可集中營裡的這群人，他們為活下去幾乎付出了除生命之外所有人類所擁有的寶貴的一切。他們不止同營裡其他囚犯一樣失去了自由，人的情感、人的思想，在那個除了服從其它什麼都容不下的環境裡也幾乎消失殆盡，而所有代價為的，僅僅隻是活着。格雷夫的書中采訪了許多比克瑙特别工作隊的幸存者，其中一位在談到求生時這樣說道：“強烈的求生意志和活下去的沖動不知不覺間也影響到我們的心智。你試圖說服自己你在乎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為了大家的利益而活着，為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堅持着。你為自己找了幾百幾千個借口，其實你隻是想不顧一切代價活下去罷了。你想要活下去，因為你還活着，因為整個世界還活着……”

“我們沒有勇氣結束自己的生命……” 另一位幸存者說。

沒有經曆過那般遭遇的人，可以輕描淡寫地覺得，一個人那樣生不如死地活着和苟延殘喘有什麼區别，又有什麼意義呢。卻不曾試想，如果身處地獄的是自己，自己就真的有把握表現得比他們更好、更像一個人嗎？

在日複一日的持續非人折磨下，當身為人類的情感隻剩一息尚存，我們的主人翁索爾決定去做一件“人”做的事。他知道在那個殘忍、險惡的環境裡自己究竟在做什麼嗎？他當然知道，但他根本不在乎，因為身為特别工作隊的囚犯，死期早已預定。索爾很清楚在奧斯維辛苟活着的他不再是一個人，而在他備受摧殘的靈魂深處，他仍渴望自己還是一個人。

電影裡那具躺在解剖室裡的屍體，究竟是不是索爾的兒子？從影片的台詞來看，也許是，也許不是；從索爾看到屍體時面無表情的“表情”來看，我們根本無法判斷。在我讀過的書中，我的确讀到過類似的情節。一名負責搬運屍體的特别工作隊囚犯有一天在那些赤身裸體的屍體形成的屍堆裡，突然發現了自己的母親。雖然他将此事告訴了身邊的同伴，卻沒人知道他内心有着什麼樣的波瀾，因為他并沒有停下手上的工作，繼續搬運着屍體。在那一天剩下的時間裡，沒有人和這名隊員說話，所有的痛苦隻能自己消化、自己承受。在奧斯維辛的火葬場，誰也安慰不了誰。

就在我寫下上面那些文字時，我停住并放下了手機，因為眼眶裡不停打轉的淚水就快掉下來了……看電影時我沒有淚目，沒想到事後回想，居然一邊寫一邊還得努力控制自己如潮湧般的情緒。奧斯維辛幸存者普裡莫·萊維有句話，形容的就是集中營裡的特别工作隊囚犯，“納粹先是把他們的靈魂投入地獄，然後再消滅他們的肉體”。不止是為電影裡的角色，我更為人類這個能夠将自相殘殺行為登峰造極的物種而難過。

影片最後，索爾發現自己辛苦找尋的猶太拉比并非拉比，不過是一個想要活命的“騙子”。“兒子”的屍體在慌亂的逃跑過程中也沒有得到他想要的安葬。一切成了白忙活，這就像是，為這個無意義的世界再添一筆無意義，在已然絕望的世界裡的又一次失望。這部片子裡沒有希望，如果你了解那些逃跑的囚犯們的命運，就更加不會心懷希望。結尾處，一個小男孩出現在了囚犯們躲避的棚屋外，他看了看索爾，然後跑掉了。這個小男孩到底是誰，我不是很明白（我覺得可能隻是一個普通的波蘭男孩），不過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并不重要。索爾看到男孩，臉上流露出了他在電影中唯一的一次微笑。也許，在索爾心裡，他終于感覺到，自己又是一個人了。

影片對故事背景沒有做任何交代，對不了解曆史的觀衆并不友好。但在我看來，導演的意圖正在于此，以一種殘酷的方式将觀衆極其突然地扔進一個更殘酷的故事裡。作為觀衆，我們猝不及防地被迫去觀看、去感受這個史無前例的、人類自己為自己的同類制造出的人間地獄。或許導演想要告訴我們，任何事實，在其被反思之前，首先需要的是被看見。

故事發生的時間是在1944年中、後期。匈牙利在二戰中是德國的軸心國盟友，但到了1944年，德國戰敗的迹象已是清晰無疑了，匈牙利政府于是想要偷偷接觸同盟國，希望能争取到一個對自己更有利的局面。然而，這個舉動沒有瞞過德國，而且惹惱了希特勒。希特勒在3月召見了匈牙利攝政王霍爾蒂·米克洛什，之後德軍進入了匈牙利。到此時，匈牙利猶太人的末日降臨了。從1944年春季開始，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裡，比克瑙的爐火持續燒個不停，總共三十多萬匈牙利猶太人死在了奧斯維辛。我們看到，影片的主角就是一位匈牙利猶太人，他被編入了專門處理屍體的特别工作隊。特别工作隊幹的就是納粹最見不得人的髒活，他們通常也就比直接進毒氣室的人多活幾個月，然後時間一到就會被黨衛隊集體處決。

影片裡索爾的“兒子”，他先是進了毒氣室，但事後拖拉屍體的囚犯發現他還在呼吸并沒有被毒死，就告知了黨衛隊，于是，這個男孩再一次被殺死。這種情況是真實存在的，并非虛構，但極其罕見。奧斯維辛的幸存者、匈牙利猶太法醫米克洛斯·尼斯利在他的回憶錄裡就提到過一次這樣的情況，由于當時毒氣室裡的人們在恐慌和窒息中擠成一片，一位隻有十幾歲的女孩可能被擠壓到了人群的最下面而且面朝下貼着水泥地闆，因而沒有吸入足量的毒氣，所以當她被囚犯擡到外面時，人奄奄一息地還在喘氣和抽搐。尼斯利給她進行了靜脈注射試圖救活她，當時他和幾個特别工作隊的囚犯非常希望這個女孩可以被拯救從而活下來（他們此前從未遇到過這種人從毒氣室出來還活着的情況），然而，對此德國人絕對不會允許。最後的結果，是黨衛隊的人在女孩後腦勺開了一槍。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很多，但毒氣室沒有幸存者，一個都沒有。

1944年10月7日，奧斯維辛－比克瑙爆發了由特别工作隊的囚犯發起的起義。電影裡也表現了囚犯們對這場起義的密謀和準備，而影片後段的那場騷亂正是這場起義，索爾在混亂中和其他一些隊友逃了出去。這場起義是特别工作隊囚犯們為了活命而發起的最後的抵抗，因為那時比克瑙可燒的人不多了，納粹的殺人行動一旦停止，迎接幹髒活的囚犯們的，必然是死路一條。而集中營裡非特别工作隊的其他囚犯，他們并不願意幫助特别工作隊的人一起起事，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不是非死不可，戰争可能很快就要結束了，熬一熬興許不久後就能活下來。所以特别工作隊的人隻能自己去幹這件事。關于這次囚犯起義，我覺得有必要花一點篇幅來講述它。文章到這裡，非常感謝您一直在讀，也希望您能繼續讀下去，并了解影片中索爾和其他逃跑的囚犯們的最終命運。下面的文字，引自德國曆史學家尼古勞斯·瓦克斯曼的獲獎著作《納粹集中營史》。

“1944年10月7日星期六的午後，明媚的秋日萬裡無雲。一小群黨衛隊隊員走進奧斯維辛－比克瑙4号火葬場外的院子，命令約300名特别工作隊的囚犯列隊站好。黨衛隊宣稱要進行一次換營篩選，然後開始選人。然而，并不是所有囚犯都走上前來，場面變得緊張起來。突然，年齡最大的一名囚犯，波蘭猶太人哈伊姆·諾伊霍夫猛沖出來，用錘子襲擊了一名黨衛隊隊員。其他囚犯紛紛加入，揮舞着石頭、斧子、鐵棍，迫使黨衛隊隊員退到營區的鐵絲網之後。比克瑙的空氣中充斥着尖叫聲、槍聲和警報聲，還伴随着陣陣濃煙。這不是平常火化屍體的煙，而是火葬場自己着火了，囚犯們縱火将之點燃。比克瑙特别工作隊起義開始了。”

“這次起義從開始就注定了失敗。幾分鐘内，黨衛隊的增援部隊就到達了4号火葬場，射殺反抗的囚犯。當時正值白天，很容易就能瞄準。其中一名幸存者偷偷潛入營區院子裡，看到他的同志們‘一動不動地躺着，血浸透了他們的囚服’，黨衛隊隊員繼續對還能挪動的囚犯開槍。此時，剩餘的大部分囚犯都逃到了旁邊的5号火葬場，躲進裡面。黨衛隊守衛很快将他們拖了出來，和其他被抓的囚犯一起扔在地上，朝許多人的後頸開槍。當黨衛隊隊員收工的時候，兩個火葬場的地上躺倒了250多具屍體。”

“與此同時，哈伊姆·諾伊霍夫在4号火葬場揭竿而起後約30分鐘，2号火葬場也展開了第二波起義。那裡的特别工作隊囚犯聽到了附近的槍響，看到了滾滾而起的濃煙。根據他們帶頭人的指示，他們一開始保持冷靜。但當一些黨衛隊隊員朝他們營區而來時，一群蘇聯戰俘失去了方寸，将一名德國審頭扔進了燃燒的焚化爐裡。這時不管想與不想，2号火葬場其他的特别工作隊隊員隻能加入起義，他們紛紛用小刀和手雷武裝自己。有人在營區周圍的鐵絲網上劃開了一個口子，約100名囚犯從這裡逃走了。但黨衛隊最終把他們全部抓到。有些囚犯甚至跑到了幾英裡外的拉伊斯科小鎮，但黨衛隊最終還是将他們藏身的棚子燒成了平地。”

“沒有一名比克瑙特别工作隊的囚犯成功逃脫。這是因為黨衛隊在奧斯維辛周圍的嚴防死守和周密的安保部署。在起義開始之後幾個小時内，黨衛隊便屠殺了比克瑙特别工作隊（大約660人）超過三分之二的隊員（黨衛隊損失了三個人，都被當做烈士）。隻有駐紮在3号火葬場的特别工作隊囚犯毫發未損，他們沒有起義，就像無事發生一樣繼續工作。”


（《這是不是個人》是普裡莫·萊維的一本書的書名，我用這六個字做了文章的标題。）

（電影裡有這麼一幕，當時火葬場正在露天焚燒屍體，特别工作隊的一名囚犯趁黨衛隊不注意，躲在室内偷偷拿出藏着的相機拍下了這駭人的場景。在瓦克斯曼的書裡，就有這張照片，就是下面這張。可以看出，導演對這一場景的還原非常真實。照片拍攝于194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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