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木勝一貫失于精神分析而流于動作—影像，大抵是商業性質所限，乃至未能如邱禮濤追問HK的恐 怖主義之興起。
在《警察故事》中謝霆鋒尚且通過象征界的父親成龍而完成下層對警察機器的身份認同，而上層階級的吳彥祖的反叛對象恰是父權，《我是誰》有着對香港身份認同的指涉，卻在此殆盡，《怒火》看似将父權問題悄然消弭，實則變為師徒關系的轉喻，又因引入警察機器的内部問題而轉移矛盾，且在警察機器高層官僚對甄子丹和謝霆鋒不同的态度可見偏頗。暧昧之處在于恰是作為匪徒的謝霆鋒所引入的例外狀态而使得甄子丹得以戴罪立功，簡而言之，謝霆鋒是某種過度，是警察機器制度内部必然之過度，乃至會沖破警察機器的共同體（又一矛盾且暧昧之處在于謝霆鋒在出獄後反而建立起一種嚴格的超我的心靈結構，乃至于不惜痛下殺手鏟除陣營内不守紀律的“悍匪”），這警察機器的内部過度（警察機器的超我的淫蕩性補充）卻被一場正邪警匪的生死決戰所隐蔽（“例外狀态”對于匪徒是如何被“僭越”而受罰？對于警察又是如何被“懸置”而戴罪立功？商人形象是如何作為中介角色進而遮蔽現實制度的資本主義的性質問題？），劇本單薄在于試圖将匪徒的心理降格為複仇乃至搶劫而失卻問題之尖銳和矛盾，拆彈的叙事居然和《新警察故事》如出一轍，女性又被作為威脅手段，劇本之單薄可以管窺。
結局将場景置于教堂，卻是不再有忏悔，謝霆鋒是拉康精神分析上的倫理英雄，一直“不向欲望讓步”的死不悔改的原質倫理之精神。
正邪警匪的“雙雄”主題在吳宇森的《變臉》中通過生物技術而“換臉”，但是吳宇森顯然屈從于商業好萊塢的意識形态表達而未能将正邪的辯證法貫徹，相應地《小醜》卻能貫徹而獲得“倫理英雄”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