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傳播技術迅速叠代，傳統媒體處境艱難，新聞專業主義越來越邊緣化的時代，影視界卻悄然出現了一股潮流。這幾年我們看到了，以媒體人為主視角和叙事線索，呈現媒體人事業與生活的影視作品，正密集地出現。
似乎最開始是美國的《新聞編輯室》和《聚焦》帶起風向，随後世界各地都在跟進，最近這股浪潮來到了東亞地區。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日本電影《新聞記者》、中國大陸去年上映的《不止不休》，在各自地區都引起過話題讨論。
而在香港，這個商業化媒體曾經無比興盛，以至于“港媒”成為一種修辭手法的地方，新聞題材的影視作品更是有層出不窮之勢。比如早幾年的《導火新聞線》，劇集版和電影版接連上線；再到前段時間的港劇《新聞女王》，收視率一度高企；最近的例子則是電影《白日之下》，大熱入圍香港電影金像獎16項提名，并最終奪下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3項大獎。
《白日之下》海報雖然這屆香港電影金像獎被很多人吐槽陳舊保守，但其實還是有點新意在的。比如，餘香凝憑借《白日之下》女記者的角色獲得影後，就是金像獎史上首個拿到帝後大獎的媒體人角色。雖然之前得獎的角色也能找到和媒體挨點邊的例子，比如梁朝偉在《花樣年華》中飾演的周慕雲就是一個報社編輯，但《花樣年華》顯然不是在講媒體行業，周慕雲做什麼工作根本無人在意。
此前的41屆金像獎，八十多個影帝影後，一眼掃過去，最多的角色是什麼呢？影帝要麼是黑社會老大，要麼就是警察，這兩大職業就能占掉影帝角色的半壁江山；影後呢，估計最多的角色應該是妓女。
港媒聲勢最強的時候，港片沒想到要拍他們。等到媒體衰落，香港電影業也衰落了，這兩個行業終于開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了，仿佛在互相安慰，抱團取暖。
《白日之下》這部電影講的是，A1新聞社接到一則線報，一家名為“彩橋之家”的殘疾/養老院舍有虐待院友的情況發生，女記者曉琪于是展開了調查暗訪，她的主要方法就是假扮成院中一位老人的孫女，這位老人名叫通伯，平時總癡癡呆呆的，但其實是在裝瘋賣傻，以求自保。曉琪由此順利打入院舍内部，目睹了院友所處的惡劣環境，所遭受的各種非人待遇，包括但不限于：不聽話就會被護工毆打，或者用繩子捆起來不能動；吃飯極其簡單湊合，可能隻是幾顆馊掉的燒麥；老人坐在輪椅上被脫光衣服拉到樓頂天台，護工用高壓水槍對着他們集體沖洗，旁邊樓的住戶推開窗就能看見；智力障礙男孩的胳膊被訂書機訂得傷痕累累，後來不堪被辱跳樓自殺；智力障礙女孩長期被中年男院長性侵，幾乎已成為院内一樁公開的秘密……
《白日之下》劇照以上所有的虐待細節，樁樁件件，都取材于香港媒體曾經的新聞報道，包括2014年“康橋之家院長涉嫌與智障女非法性交案”、2015年“劍橋護老院長者遭脫光露天洗澡事件”、2016年“康橋之家8個月内6名院友離奇死亡”。片中的A1新聞社也有原型，就是現在依然在運營的香港“01新聞社”。女記者曉琪、她的同事阿亮、部門主管Eric，也都有各自的原型人物。曉琪的原型名叫龍婉琪，當年她确實就是假扮成老人孫女進行暗訪的。她當時所在的部門是偵查組，其實就是大陸媒體所謂的“深度調查組”，所以她的具體職業身份是一名調查記者。
雖然多數觀衆看電影時可能會把注意力放在院長和護工的那些惡行上，會無比同情那些被虐待的老人和殘疾人，但《白日之下》的第一主人公，毫無疑問就是女記者曉琪，整部電影都是以她的視角切入，所有情節和人物都是由她串起來，編導簡君晉和演員餘香凝都在力圖塑造一個立體的記者形象。
曉琪在電影剛出場時，是一副有點混不吝的職場老油條的樣子，會對新人記者的理想主義不以為然，直言自己做報道就是為了升職加薪，做選題就是為了吸引眼球為了流量，似乎理想早被磨平，熱血早已冷卻。
但随着劇情展開，我們發現，她是個典型的面冷心熱的人。其實她的新聞理想依然深埋内心，血還是溫熱的，隻不過羞于在人前展示自己的不合時宜。她平時都表現得堅強幹練，會在主管面前為了稿子據理力争，也會在通伯面前展示自己脆弱感性的一面，會在過節時自掏腰包買一堆吃的帶到院友面前。
電影還特别交代了她的家庭背景，因為爺爺去世前就曾經在養老院受到過虐待，所以她對這起事件才如此上心。為了獲取材料，她甚至給了院裡的一名義工一筆錢，以讓他交待更多細節。這個做法無疑是有悖于新聞倫理的，但又讓角色更加立體了，因為電影并非要塑造一個高大全的完美英雄，而是要表現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會犯錯誤，手段和目的常常是會錯位的，這也是可以讨論的話題。
讓曉琪脫離英雄色彩的，還有一直圍繞她的那股揮之不去的職業上的無力感。在她做調查的過程中，她和同事的日常對話，想必每一位媒體人聽了，都會報之以嘴角的一抹苦笑。比如：
“你覺得十年之後還會不會有記者？”
“你能改變世界？你隻是個記者啊。”
——“人都是善忘的動物，過兩天誰都不會記得我們做過什麼了。”
——“不會啊，如果有人記得的話，兩天也好。”
從台詞就能看出來，這群媒體人日常總處在一種精神上的撕扯之中，理想與現實，應然與實然，月亮與六便士，他們要維持平衡，雖然常常失望，卻不願放棄。
因為是由現實事件改編，電影又秉持了現實主義的表達技法，所以現實的灰色遍布全片，很少會有那種簡單絕對非黑即白的判斷。比如，護工虐待老人和殘疾人，表面看上去是個道德問題，護工是壞人，但背後更核心的問題是香港福利機構資源的嚴重不足。一個香港殘疾人要進入公立的福利機構，通常要排隊等15年以上，普通人家根本等不起，隻能入住私人機構。但私人機構的人手又總是不足，兩位正式護工要照顧八十個院友，任誰長期承受如此強度的工作量，可能都會崩潰，于是不聽話就毆打或捆住，就成了不得已的辦法。片尾，一名護工向記者舉報虐待内情，也可以視為一種複雜化呈現。出問題的不是個人道德修養，而是公共資源的分配。挖掘到這一層，才是記者的工作重點。片中媒體人開會時也強調了，一定要觸及到制度層面，才會是一則成功的報道。
性侵智障女孩的院長章劍華，在電影中也得到了比較立體的呈現。尤其是在林保怡脫胎換骨的演技加持下，這個角色既呈現出讓人毛骨悚然的惡魔屬性，又似乎能讓人走進他的内心，看到他之所以會做出如此舉動的原因。章劍華的原型人物是張健華，他本人也是一個有視力障礙的殘疾人，年輕時曾經是香港被表彰過的優秀殘疾人運動員，後來開設了專門照顧殘疾人的“康橋之家”，也曾克勤克儉，為弱勢群體謀福利，讓這些人至少有瓦遮頭，不至于衣食無着。在一開始，他也曾是衆人眼裡的大善人。
“善”是如何轉化成“惡”的？除了權力的腐蝕作用，林保怡在一次專訪中講到的拍攝細節也很有啟發意義。他一開始也把這個院長看作純粹的壞人，會厭惡他，但在一番仔細揣摩過後，他把握到了這個院長的心路曆程。院長一開始對女孩應該是真的有在關心愛護的，所以會拿着冰淇淋逗女孩玩，會捏着挖耳勺給女孩掏耳朵。在身體愈來愈親近的過程中，他無法自控地逾越了那道界線，開始作惡。
而在事後，他必然會給自己做一番心理建設，擺脫負罪感。他會想，這個智障女孩一輩子恐怕都沒有機會感受男人的愛，而他這番動作，隻不過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給她愛撫，讓對方的人生完整。當這番心理建設做起來，一個可怕的惡魔才算是最終形成，這會讓他毫無心理負擔地作惡，事後也不悔改，哪怕被告上法庭，也能一臉無辜地表示，自己才是受害者，自己沒有錯，是社會、是那些殘疾人的家人抛棄了他們，而他給予的明明都是愛，為什麼還要被控告被指責？
再加上因為受害的智障女孩無法出庭作證，作案現場的證據又不足，導緻院長無法被定罪。法律制度上的這一漏洞，無疑又助長了章劍華/張健華的惡行，讓他更加有恃無恐。這也是電影讓人深感無力的一點，而且再次指向了制度。
所以曉琪會說：“我們一直以來建立了這麼多制度，但你現在告訴我說這些所謂的制度連一個小女孩都保護不了。”這是屬于一個記者的無奈：千辛萬苦地調查真相，想方設法地把報道發出去，但最後似乎什麼都無法改變。惡行被縱容，社會并沒有變好。
這還不是最深的無奈。電影結尾最後一場戲，是“彩橋之家”因為報道引發公衆聲讨，終于被責令停業。那天下起了瓢潑大雨，殘疾人和老人們被逐出院舍，連帶着零落的行李，在香港街頭失魂落魄無所歸依。這時，曉琪走過來，衆人對她怒目而視，指責她多管閑事，害自己失去了那并不溫馨的庇護所。
為衆人抱薪者，為正義鼓與呼者，最終得到的并不是謝意，而是冷眼。
隻有姜大衛飾演的通伯，算是給了僅有的一點點暖意，他把帽子戴在了曉琪頭上，讓她能少淋點雨，然後緩緩對她說：“不要為做對的事而内疚。”
這個結局，真是看得我猝不及防。我以為這種反映社會問題的電影，一般都要照顧觀衆情緒和社會影響，在殘酷的事實揭露過後，總會給到一個正面的結局，告訴大家問題已經得到了改善，這個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好。至少我以前在電影院看過的國産片，基本都是如此。
但《白日之下》顯然不是這樣。它隻負責揭露問題，但不表現解決問題。它會讓人如鲠在喉，胸口堵着一股氣吐不出來，然後是連綿不絕的怅然、恍惚、歎息。
這種“反高潮”的劇情走向設置頗為大膽，必然要承受市場上的風險。結果就是，電影在内地院線上映一星期，雖然豆瓣口碑高達8分，但票房隻有一千萬不到。很多影迷反映，住處附近的影院排片很少，而且大都是普通話配音。想找到原汁原味的粵語版，就要花很多時間搜索信息，然後花更多時間奔赴影院。這又讓本就不高的票房成績雪上加霜。
但是我相信，包括監制爾冬升、導演簡君晉，還有餘香凝、林保怡、姜大衛這一衆主演，他們所追求的肯定不是票房成績，而是社會效果。之所以要拍成“反高潮”，導演說，那是因為作為原型的那些新聞報道就是如此，因為現實的進展就是如此。
那種胸口堵着一口氣的感覺，可能也正是主創所追求的效果，因為隻有這樣，觀衆在看完電影後才會繼續反思，繼續追問，繼續關注現實的進展，而不是像那些結局大快人心的爽劇一樣，心靈被按摩了一通，舒舒服服走出影院，所有的現實陰影立刻煙消雲散。
而電影對媒體人的呈現，看似一直都在潑冷水，讓大家心裡涼了半截，但是看完仔細再一想，這些媒體人的努力難道真的一點作用都沒有嗎？好像也不能這樣說。至少我們知道了這些真相，至少它們被記載下來并進入曆史，至少還有人在追問。而且，最新的消息是，因為電影的上映引發了讨論，張健華案被重新審理并改判，終于成功被定罪處罰。而這一切的源頭，都是因為那些記者的努力啊。
電影上映後，曉琪的原型人物龍婉琪被找來，和導演簡君晉展開了一場對談。龍婉琪現在已經改行做公關了（這是電影沒交代的一個現實結局），她說，自報道發出後已經過去了這麼多年，她似乎并沒有看到香港的社會福利事業有明顯的進步，還是有很多問題存在。這時簡君晉立刻表示，有身為社工的觀衆看完電影後對他說，還是有少許一些改變的，記者做的事情是有力量的。
不知道曉琪有沒有被安慰到。希望她能明白，雖然花了那麼大的力氣，最終隻換來微小的一點點改變，這看似是不值當的投入，但換一個角度，能有哪怕微小的改變，也是很了不起的啊。如果有無數個像曉琪這樣的記者，沒有改行做公關，而是繼續堅持，日複一日地努力着，一點點地累積着成果，那麼終有一日，會讓大家看到一個明顯的進步和改變。
“不要為做對的事而内疚”，雖然是冰冷現實中僅有的一絲暖意，但這恐怕也是全片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台詞了。有這句話作為支撐和鼓勵，很多記者朋友應該又可以熱血上湧，再拼它個幾年。
回到文章開篇的問題，為什麼媒體人在現實世界明明正在被邊緣化，可是在影像世界中反而越來越濃墨重彩地被呈現，在全世界的影視圈都出現了一股新聞題材的浪潮？
我想，這正是反映了群衆内心的訴求和呼喚。就算媒體介質再怎麼變，就算傳播門檻再怎麼降低，就算公衆注意力再怎麼渙散，可是當不公不義的事情依然層出不窮，而網絡上又隻是滿天飛的謠言，那麼大衆對真相的渴望就永遠不會消失，我們還是需要專業的新聞記者，為調查真相而奔走，為公衆利益而鼓與呼，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讓正義之光沖破陰雲的阻隔最終大白于天下。
《白日之下》，真是個意味深長的片名。電影的色調自始至終都陰暗、壓抑，和這個片名構成了強烈反差。但看電影的無數雙眼睛自會帶來光亮吧，當這些觀衆走出影院，走在白日之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丈量現實，重新看待新聞媒體行業，那裡面才蘊含着真正的希望。
最後，向依然堅守在一線的調查記者們，緻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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