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視點中心主義構築了橫亘在我們與攝影機之間的秩序：事件不停集中并不斷發生，時間和空間追随着中心繁殖、結構、擴張。哈内克便是其中最極端的執行者：固定長鏡讓一切都無法逃逸事無巨細将自己呈出，但觀衆的注意力與視線同樣被壓縮定固在暴力與冷漠之上。正是在這種雙向的施虐中，一種“完美的道德”發生了。可以說，這種道德構成了傳統的影像世界運行的規律。
而馬特爾則試圖消解這種道德：視點與事件始終保持忽遠忽近的暧昧，時而停駐于無關，時而又被遣散至微小事物的動态之上，同理都是一種束手無策的遊離。無論是人物接連不斷的小動作，還是時而給出視線的内容或者不給出，都強化了這種消解。在這種非道德中，情節，環境，畫面都變得破碎，斷裂，我們需要重新搜尋一切，一切線索與迷失。（但馬特爾又用無所不包的聲音彌合了一部分這種斷裂，以确保注意力不會過度散失，這正是她的天才之處）她将發現隐患的權利交給了我們，而不是直接用鏡頭語言給出——能看見的都不是恐懼，真正的恐慌是黑暗中沉潛的危險。
橋邊玩耍的孩子似乎是一切恐懼的來源——在阿根廷極端貧富不均的語境下，底層孩子的玩耍方式被無限壓縮。他們這樣危險的活動不斷重疊會不會抵達一種危險的必然呢？
而維洛妮卡則将屬于她的判斷甩給了他人。她所要求的并不是關于事件的判斷，而是他者的慰藉，這樣便形成了一種倒錯。借以“那不是人，是狗”這樣的一個溫暖的裁定應對他的創傷。——她内心深處深知她撞到的并不是人，但是她需要一個答案去覆蓋掉“造成他們苦難的不是我，是别的東西”這樣的一種不安，讓這樣悲慘的社會現實暫時沉沒，為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辯護。
可無論答案是什麼，有形的夢魇似乎都将試圖追捕這個無頭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