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園裡的石碑旁,有好幾種綠樹,葉子都不相同。針葉的是松樹,闊葉的,也許是茶樹,或者樟樹,我們狹隘的知識面,并不能确定它們的名字。“都是普通的行道樹罷了。”那些懶得辨認的人就這麼說。但是,如果你非要問:“再看看,還瞅到了什麼嗎?”你堅持地問他,他才會回答:“對哦,這棵樹顔色深,葉子細細的!那棵顔色淺,葉子嫩嫩的!嗯,它們的層次很明顯。”
我見過這樣提問的人,她是《旅行者的需求》裡的伊莉絲,她教韓國人學法語。伊莉絲的教材是一疊空白小卡片,她會根據學員某刻的想法,在卡片上寫一段抒情的法文,讓對方念誦。
法國人和韓國人說話,用的是英語,就像此前于佩爾與洪常秀的合作。但是,繼《在異國》和《克萊爾的相機》到現在,大家的英語還是很生澀,就像用着一件不趁手的工具,擠出“開心”、“旋律”、“美麗”、“炫耀”、“不滿”這些基礎詞彙,統統都言不及義。伊莉絲的英文也差,但她總是問:“還有什麼呢?”所以,她的寫作總是失真,她的課程也會雷同。比如一位女生彈了鋼琴,另一位叫元珠的女士彈了吉他,當被問及彈奏時的心情,這兩個學生的答案一模一樣,而伊莉絲寫給她們的句子,也完全複制。
我們悲觀地認為,伊莉絲也是個騙子,她像作家一樣統一發文案,沒有真正貼心的對話,英語是人們之間最生硬的地帶,又或許,任何形式的溝通,都隻是被妥協的中間地。可雖然語言被阻塞,這種無法相融的中間狀态,也制造着清新的空氣,它讓社交失效,讓人們的行為變得笨拙。于佩爾一直都是旅行者,是文化上的陌生人,《旅行者的需求》把這種身份變得更加本質:一方面,文化上的隔絕成為了伊莉絲的生計;另一方面,她在用更陌生的方式,與他人建立傳統或非傳統的關系,她的旅途和來意都是未知的。
同時,那些本土的演員們,她們面對伊莉絲/于佩爾,表現出的不同的緊張感,形成了人物之間的差異。盡管伊莉絲給了她們同樣的禮物,但對方各有各的局促,比如那個彈鋼琴的女孩,她總是用笑聲來掩飾表述的困難,還在刻有父親名字的石碑前哭起來,于是伊莉莎拍了拍她,然後舉起卡片,以詩人的姿态給她寫下一段話。
元珠是這個女孩的阿姨,當她和伊莉絲對談時,總是緻力于說出标準的詞彙。她丈夫更是滑稽,他詢問伊莉絲的帽子,耍弄她的圓珠筆,酒過三巡,還抱起吉他,煞有介事地撥起來,彈着哆啦咪發······這是一個介于刻闆身份和出格舉動之間的人。在散步的時候,他甚至對着石碑上的詩,跪拜了下去。對丈夫的表演,元珠女士也隻能看着。這時,伊莉絲輕輕地擺着手走過去,碰了碰石碑,再走到元珠身邊問她:“看到他這樣拜,你心裡怎麼想?”元珠背對着鏡頭,手拿着一條撿來的樹枝,說出自己敏銳的心聲。于是,伊莉絲為她寫了一段獨特的文字,一段并非印刻在石頭上,而是徘徊在樹枝頭的文字。
而她寫下來的話,總是對實際情況的增強,對方要是“有一點不滿”,會被她說成“我對自己很不滿”,同時加以延伸。這到底是對真實情緒的揭示,還是基于某個詞語的發散,你不得而知。既然選擇了一個脫離實際的老師,你也無從去糾正她的手法。結果,這一張張卡片,都成了别緻的禮物,是人給未來自己的禮物。
是的,洪常秀已經來到了他最簡潔的階段:如果兩件事很相似,那就讓它們完全一樣,而其中細微的對比,卻能成為人物最鮮明的特點。環境也格外簡單:一個長焦鏡頭裡的森林和青山,檐角的天空,樓群的平面,某片對焦不清晰的樹梢,或者公園裡的那些石碑,它們正面和背面都刻了字句,這些畫面,像手機相冊裡簡陋的一角,但它們已足夠美麗,成為最确切的舞台幕布,而對話的雙方,就這麼站在它前面,做當下的語法練習。
我們可以把伊莉絲獻給仁國的話,送給更多學員們:“拒絕沉迷于記憶的誘惑,回答每一個音符,讓它成為獨立的存在。”觀衆确實在抵抗記憶,我們知道,即便兩個人說了重複的話,她們的狀态也不同,大家都是語言和行為上的初學者。
況且,語言之間并沒有高下,如果有人說:英語是更功能性的;法語是更抒情的,也最有表達力;而韓語在伊莉絲眼裡,是外國人的竊竊私語。那這隻是刻闆印象。當伊莉絲把一天賺來的錢都給了仁國,對他說:“一半房租是二十萬韓元,總共是五十萬韓元,我想和你一起分擔這筆錢。”這就是最真誠的表達,對共同生活的成本的計算。隻是與此同時,她一定還有别的話,是用英語無法說出來的,甚至用法語也講不出來,隻能轉化為笨笨的動作,和你一句我一句的“謝謝”。
另一場算賬,發生在仁國與媽媽的餐桌上,伊莉絲與仁國之間有語言的距離,而媽媽與仁國長期不在一起,彼此都不算很熟悉,因此,她那些關于吃住、關于生活、關于伊莉莎到底是誰的追問,都變成了典型而錯位的關心,哪怕在最熟悉的韓語中,她也找不到合适的表述。除了這些隔着物質的關心,我們還能說什麼來接近對方呢?它們誠然是最重要的,但或許,大家還需要一門陌生的語言,它是感受力的根據,“看着好久不見的兒子,除了給他做一頓飯,我還想說什麼?”這便是伊莉絲課程的啟發。
有一點很肯定,伊莉絲也是個初學者,她不隻在學習英語,還在學習運用自己的肢體,還學習着與一棟房子、一塊石頭之間的關系。有一次,她見到青草地裡的小水潭,就脫了鞋子,一小步一小步地走進去,水流沒過了腳踝,她也哼起歌來。一不留神,把鞋子掉了,她趕緊“啊”地撿起,正要去擦鞋擦腳,卻還戀戀不舍地又泡了一會兒水。這種行為,像極了一部叫做《chiikawa》的日本動畫片,那部了不起的作品,每集一分鐘不到,都是些小團子一樣的生物,嘗試着各種對它們來說很新奇的事情。
無論是《在異國》、《克萊爾的相機》,還是《旅行者的需求》,于佩爾一直在做旁若無人的事,當大家在正常地走樓梯,她卻一跳一跳,拍着扶手跑上去,好像一陣微風的化身。當她為了配合仁國躲他的媽媽,跑到一個綠色的天台上,然後走去東張西望,遠遠地瞧瞧他媽媽走了沒有,那時她把高跟鞋防水台踩得嘎吱響,這就是人物對于動作的嘗試,一些與實用性相反的嘗試,隻是把一雙鞋子擠出聲音來。
我們很珍惜于佩爾的喜劇,它們顯得陌生,因為它們不導向共鳴,而是一個人的私密選擇。洪常秀理解私密的必要,正如他已經很少創造共情——至少是作為舒适區的共情——而走向了對更多可能性的學習。所以,我們不會對電影得出相同的結論,甚至總是有相反的感受,我朋友覺得《旅行者的需求》很孤獨,而且人與人的溝通有點恐怖;我則覺得恐怖不可避免,但也存在治愈。而重要的是,孤獨與治愈不會相互抵消,也不存在哪個更本真,它們共同組成了生活的層次,這就像人物關系的開放,就像伊莉絲一樣,她既可以喜歡吃面包,也可以吃韓國拌飯,在那些相似的幕布前,她做着自己才知道的小事。
其實,于佩爾的來頭始終都是個謎。《在異國》是一部棕色和橙色的電影,我們會記得民宿的棕色環境,以及救生員的橙色帳篷,它和他工作服的橙色一模一樣,而一次次的重新寫作,更将民宿變成了一個臨時住所,而她作為一個虛構人物,可以有很多種臨時身份。接着是《克萊爾的相機》,得益于她那件黃風衣,我們總覺得那是部檸檬黃的電影,她是一個拿照相機的精靈。
《旅行者的需求》是綠色的,綠膠帶、深綠色的瑪格麗包裝紙、各種各樣的樹,人工的綠和自然的綠區分得很明顯,因為人工的綠色非常平面,或者說,它們看起來太不自然了。伊莉絲穿着她的綠開衫,和這些常見的綠,組成了遠近前後的層次,比起知道她是誰,我們隻能看到她是什麼樣。她有時在圓珠筆上貼一圈蘋果綠的膠帶,有時在山路上走了個沒影。但最溫馨的綠色,是手工的,是她和仁國的綠格子窗簾,卧室裡的台燈都開着,還有盞綠瑩瑩的桌燈,把窗簾變得透明,變成一叢嫩芽般的淺光,他們的家,這沒有來曆的家,猶如發亮的春日。
但,越天真的人,越知道純粹是最難的。仁國不計較伊莉絲的身份,但他必須對媽媽撒謊。而伊莉絲在說“我不會讓任何人傷害你”的那一刻,難道不會辨析出生活與理想的差距嗎?暫時回不去的伊莉絲,她走了好大一圈,來到了一條新路上,那是塊赭紅色的大岩石,背靠着蔥郁高山,有一條道路可以通往山頂,當她住進仁國家裡之前,她就住在這樣的地方。她斜靠着岩石,拍了拍它的質地,然後躺下來。
媽媽走後,仁國去找伊莉絲,從街頭找到公園,在公園的小徑上,他遇到了她的背影,捧着一支笛子,在吹一首不成調的曲子。他路過她,又繞到她面前,看了看,沒有上前,他還不是他,這還不是相認的時候。因此,這場看似抽象的剪輯,就是伊莉絲的等待。仁國也爬上了那塊石頭,在上面坐了好一會兒,又走向更高的山路,之前情境的雜質,正在被一個個蒙太奇所過濾。
伊莉絲在山頂出現了,太陽已經落下,她閉着眼睛正睡着,這是我們第一次離她這麼近,看到她抿着嘴唇,手上有粗粗的血管,還戴着那根與裙子配套的花手環。一個陌生的特寫,在此之前,鏡頭從未如此直面人物過,尤其是對沒有來曆的伊莉絲,她從來都不是透明的,卻總能說出最清透的話。因此,對于這個睡着了的朋友,比起詢問她是誰,我們選擇默默相信她。
接着,切到全景,仁國把伊莉絲拍醒,她轉過頭來,喊出了仁國的名字。二人确切地認出了對方,她給他喝了一杯瑪格麗,和他一起回家去,那仍然是屬于友誼的家,當他們先後走過了新路,這個心願再次被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