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2日，洛陽街頭有位男子暈厥，一名路過的女護士給他做了心肺複蘇，她按壓到自己沒力氣了，還教路人接力搶救；今年9月11日，蘇州張家巷口，有男子持刀傷人，一個碎花裙的女路人拿出折疊傘，猛砸兇徒拼命阻止；去年年底，一男子扮女裝進鄭州大學澡堂，被女生們合力抓住……這些英雌是真實存在的，沒有她們，就不會有《好東西》裡，王鐵梅幫小葉趕跑變态的事迹。
...珍惜生命是一種社群傳統，從古典好萊塢以來，大家都受惠于它。人們曾經在《七月聖誕》裡，阻止了一個聰明的孩子被大老闆綁走——他們扔起臭雞蛋和臭番茄，嚷嚷着哄走了對方——也曾在《卡比利亞之夜》的開篇，把卡比利亞從河裡撈了上來。或者，再舉個近一點的例子：《芭比》，芭比樂園是玩具們的社群，這是個獨立的、有别于現實世界的國度，同時又與我們相互影射，當然，芭比和肯們總是比真人更團結一些。
而《好東西》嘗試建立的，是一個新的母系家庭，鐵梅、小葉、茉莉，她們基于鄰裡關系，帶着友情和親情，組成了這個新家，其外延也是個新社群，囊括了她們各自的朋友。在這更年輕的地界，性别規則不能說被颠覆，但至少正在被修改。當然，小社群也處于更廣泛的社會之中，比如在街頭唱着《明天會更好》的夥計們，她/他們的出場就更突兀，甚至更尴尬，從而提醒着我們：此處有什麼剛過去、或者正發生的事情。還有些形象存在于畫外，比如鐵梅的公衆号公司所采訪的對象，以及她公司直播的受衆，那些面對着《看不見的女性》和“國産神仙水”組合的觀衆。以及那些更隐秘的問題：“做記者時的王鐵梅是什麼樣的？”這些現實角色裹挾着“藝輝實驗”的花園，而接受裹挾，是當代作者的勇氣。
...所以，以《好東西》為例，我們正從麻木的念白，走向了對話語的選擇，對于普通話創作而言，這是必要的、充滿可能性的過渡階段，而一些更好的華語獨立電影裡，還存在更自由的說話，比如《before and under》。但是，像我朋友說的：我知道很久沒開口的人，她們開口就是這樣。
電影裡有趣的語言，還發生在餐桌上。大家坐在各自的位置，話頭像夾菜一樣遞過來，無論是鐵梅前夫對女兒茉莉、甚至對小葉錯位的關心，還是前夫和小馬的吃蒜比賽，他們邊吃邊抛女性主義概念：“我現在知道結構性壓迫了，我是既得利益者，需要我送你一本上野千鶴子嗎？”引發了茉莉的疑惑、鐵梅的無語、小葉的一句吐槽。其實這就是聚餐，你無法挑選坐自己對面的人，更不能常摔碗，那就隻能讓說話變得有趣些。從室内到室外，小馬和前夫手牽手去倒垃圾，然後，小馬又上了前夫的車，好玩的是，每次他們上車時，後面的小店門口，都站着同一對恩愛男同，第一回在送花，第二回兩個人在鬧别扭。而小馬和前夫，這對非自願的男性同伴，他們一路上，都以别緻的對話回味晚餐。
正如它是一種群戲，《好東西》在組搭檔上面很熱心，在救場上也很及時，尤其是當某個人做了錯事，她/他就會立刻道歉。我們要稱贊邵藝輝對每次争吵的補救，她總是怕人物太傷心，有次鐵梅罵完茉莉白眼狼，就趕緊跑到另一個房間裡，邊整東西，一邊對小葉百般關照，讓她給茉莉點綠色外賣不要讓她吃冰淇淋，仿佛在證明“我是個好媽媽”，又讓人從中看到做母女的不易；後來，小葉假裝茉莉媽媽的事，在展館被揭穿，她就緊跟在鐵梅身後，可憐巴巴地求饒，突然，鐵梅轉過頭來朝她大笑，方才的災難，就在這陣無語又心疼的笑聲中結束。但之後，王鐵梅又為小葉扮成了王鐵T。很多時候，無法解決的問題被一次躲藏，一串唠叨，或一套大墊肩西裝所緩解，也正是這對墊肩，讓王鐵梅承擔了新的荒誕。
...因此，盡管這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但她是我們最親切的朋友。電影的問題很明顯，她想表達的東西太滿，而且，前半部分在語言上的平衡，恰恰在後半部分被打破。或許是邵藝輝、以及大部分觀衆，我們不被允許的表達有太多——其實它們都是最基礎的當代情緒——所以她需要把每個場景串聯成說它們的契機，“總要有人跟你說對不起”、“我會等你們建立自己的遊戲”，等等等等，一直到茉莉和鐵梅關于悲觀與樂觀的論述。文案成為了場景的核心，而非那些持續的、發散的交談。而且，文案抵消了一些更真摯的反應，一些行為上的保護，為什麼朋友相互安慰，不再是通過替你做些什麼，幫你打掃房間，帶你去逛超市，或者一起寫一篇回擊的文章，而隻是通過對你講一番好話？這種事情可以發生在微信和小紅書上，但它不應該發生在面對面時。
但我可以原諒這些問題，至少對大衆而言，背小紅書式的進步語錄不會有害，反而，看當下大部分的市場電影确實有害。而語錄變得進步，也代表主流電影開始聯合更多媒介，它在連接自媒體，它在連接新興的觀念，它終于發現了小演員可以不化妝，這本是電影該做、卻正落後于時代的地方。或許，可以從王鐵梅的記者身份，再說到王茉莉的那篇好作文《我不再幻想》。就像一直有很多小學生詩歌被廣泛傳播，比如姜二嫚的《燈》和《光》，陳科全的《眼淚》，韓國小朋友文玄植的《密碼》，等等，這些作品簡潔樸素、口無遮攔，對于網友們，傳閱它們就像回想一個更天真的自己。有人會說，“很羨慕小朋友未受語法修正的樣子”，而王茉莉的《我不再幻想》，以及她的諸多金句，或許也可以這麼被理解。然而，再聯想到王鐵梅的工作内容，她在工作時對性别議題的自知，和她對王茉莉持續的鼓勵，那句又卡通又進步的“正直勇敢有閱讀量”，“你可以打人，但不可以撒謊”，我們會意識到，王茉莉的語錄也是教育的結果。教育或輕松或緊迫，貫徹于任何可行的情況，寫在黑闆上的“舉報”，幾個鏡頭千鈞一發，是最正面的公民培育和師德培訓；那個改罩王茉莉的太原小老鄉，他則表演了傳統教育的有趣之處。
無處不在的性别教育，有時候是一堆生硬的詞語，顯得很好笑，甚至還無法落實，比如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戀愛腦小葉，她問鐵梅：“我是不是給女人丢臉了？”但這就像當下的現狀，我們正在被滲透，也正在尋找運用的方式。很多我們平時在互聯網上尋找、并且加以傳播的知識，終于在《好東西》裡，成為了維持社群的養料。因此本片的語言習慣，和幼稚的教育現狀密不可分，但即使說得再尴尬，也要保持正面說出來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