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題：《前往不存在的城市之旅》（“OLMAYAN ŞEHRE YOLCULUK”），撰文/采訪：Emel Erden，Vizyon，2003年1月，摘自《努裡·比格·錫蘭訪談錄》（SÖYLEŞİLER NURi BİLGE CEYLAN，2012）。
憑借《小鎮》和《五月碧雲天》帶領觀衆從當今的混亂中走向小鎮、走向童年純真世界的努裡·比格·錫蘭，帶着他的新作《遠方》重返伊斯坦布爾。我們與《遠方》劇組和努裡·比格·錫蘭就電影、探索以及回歸伊斯坦布爾展開了讨論。
Q：您的電影故事是如何開始的？最初的靈感火花和轉折點是什麼？我們可以從這裡開始講起。
A：和大家一樣，我從小就非常喜歡電影。當然，過去的電影更具魔力，因為那時還沒有電視。在我度過童年的耶尼切小鎮，盡管規模不大，卻有兩家電影院，當然現在是沒有了。所以電影對我來說就像是一種奇迹、一種魔法。每部電影，無論好壞，都會在我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當然，這些和一個人決定去拍電影并沒有太多直接關系。那是在多年以後的事情。我想，真正促使我決定拍電影的，是我決定去閱讀幾位導演的自傳。不過，我為什麼會決定去讀那些書，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也許我内心早就有了這樣的想法。
Q：你是受什麼影響才讀這些書的嗎？
A：大概是因為我決心要拍電影才去讀的吧。最早讀的是《波蘭斯基回憶錄》。我特别喜歡這本書，它講述了一個人從集中營白手起家的人生蛻變，證明了生命永遠存在奇迹的可能。那時我正在安卡拉服兵役，很孤獨，讀了很多書，看了很多電影。我清楚記得自己當時已決心投身電影事業。退伍後，我立即采取了具體行動——為學習電影去了英國。但學費太昂貴，回國後我重新參加高考，考上了米馬爾·希南大學。在那裡接受了兩年教育，不過真正拍出第一部電影還是多年後的事了。
Q：《繭》是怎麼誕生的？
A：從我下定決心到《繭》開始拍攝，大概過去了七到八年。當時還沒有那種能讓我們輕松地揮霍自己在電影方面的才能的視頻攝像機。所以，做一次嘗試更難。當我手頭有了一點錢時，我買了一台很便宜的舊35毫米膠片相機。然後我就用它開始拍攝了，從拍攝條件來說，這和拍照沒太大區别。對我來說，《繭》是我拍攝的最困難的一部電影。因為我當時什麼都不知道。我從沒在片場工作過。我隻是讀過一些書。
Q：您是通過實踐學會的嗎？
A：在某種程度上是這樣。盡管如此，我曾在我的朋友梅赫梅特·埃裡爾馬茲（Mehmet Eryılmaz）的一部短片中出演過。那是一部35毫米的短片，我參演的原因是我想了解整個制作過程。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可以輕松地參與到剪輯、聲音等各個技術環節，提出我想問的問題。後來，我買了拍攝那部電影的攝像機，并開始自己進行試驗拍攝。那是一台會像機關槍一樣發出聲音且無法進行有聲拍攝的攝像機。那是我第一次接觸攝像機。大概有一年的時間，我利用所有的空閑時間往返于Yenice（拍攝地）。當時我腦海中有一個非常模糊的劇本。我拍攝了很多素材。然後我嘗試在剪輯中整理出一些東西。那次整理非常困難，但可以說它教會了我剪輯和電影制作。
Q：您對攝影的興趣是怎麼開始的？
A：很多事情都是偶然發生的。這大概也是偶然的吧。那時候我周圍并沒有太多所謂的藝術氛圍。我們社區隻有一戶比較有文化的家庭。他們就住在我們樓上的頂層。在生日的時候，那家人總會送我書作為禮物。多虧了他們，我才能讀到儒勒·凡爾納的書。有一次，他們送了我一本介紹暗房的書。那本書裡的暗房讓我覺得像一個很有趣的遊樂場。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Q：您當時多大？
A：十五歲左右。
Q：您現在還繼續攝影嗎？
A：不。（笑着）我現在在制作電影海報和宣傳冊的時候，還能稍微滿足一下我對攝影的熱愛。
Q：您是放棄攝影了嗎？
A：是的，因為沒有時間了。但并非不想念。
Q：您認為導演同時是一名優秀的攝影師會有優勢嗎？您從攝影中學到了哪些方面的東西？
A：當然有優勢。首先，你會養成一種關于畫面構圖的習慣。
我無法理解導演将整個畫面構圖完全交給攝影指導。因為如果攝影指導換了，電影的風格也會随之改變。導演必須清楚自己想要從攝像機中得到什麼。他需要了解鏡頭，掌握構圖的道德準則，知道攝像機的位置和角度，當然，至少還需要對光線有一個紮實的感覺。我認為在片場用情感化的術語交流是浪費時間且不必要的，即使是和演員交流也是如此。比如，“這裡我想要這樣一種情感……”應該更具體一些。
當攝影指導問“我該裝上哪個鏡頭？”或者“攝像機應該放在哪裡？”時，你應該能夠告訴他們“攝像機就放在這裡”。為了能夠決定攝像機放在那裡，你需要能夠想象出裝上哪個鏡頭以及那個鏡頭會呈現出怎樣的畫面。
Q：我們稍後會回到《遠方》，但電影中有一個與當前話題非常相關的對話。攝影師馬赫穆特（片中的人物）說“攝影已經結束了”。您也是這麼認為的嗎？
A：這并不是我的觀點。拍攝那場戲的時候，我朋友、攝影師阿裡夫·阿什奇（Arif Aşçı）多年來一直在說這句話，它就像在我的腦海裡萦繞，揮之不去。當時阿裡夫正處于這樣一種情緒之中，他和自己的工作領域之間正經曆着一場小危機，也許隻是暫時的。他感到自己對攝影有一種陌生感。他一直在說“攝影完了”，讓我們聽得耳朵都起繭了。我在那場戲裡也用了這句話，因為從劇本的角度來看，這個角色也可以說出這樣的話。
Q：您說過《五月碧雲天》是您拍攝《小鎮》時的觀察和經曆組成的。那麼在《繭》中的經曆，您通過嘗試很多事情而積累的經驗，對拍攝《小鎮》有什麼影響呢？
A：對《小鎮》的主題沒有影響，但我在拍攝《繭》時遇到的困難教會了我在拍攝《小鎮》時不要做什麼。首先，我感覺在開拍之前，想法和劇本需要更加成熟。我意識到需要做好更充分的準備。不過，我仍然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劇本隻完成了一半。我在劇本還沒完成一半的時候就開始拍攝了。我們拍完了《小鎮》的一半，然後才寫了剩下的一半。《繭》和《小鎮》中的這些困難，讓我在拍攝《五月碧雲天》時，更加堅定了要使用一個更完整的劇本。在《五月碧雲天》中，我第一次使用了一個完全完成的劇本。雖然我可以自由地偏離這個劇本，但至少在我無計可施的時候，我有一個可以放心回歸的可靠依據。
Q：《五月碧雲天》與其他電影相比也有不同之處。比如彩色和有聲拍攝……
A：有聲拍攝會極大地影響一個角色能夠展現出來的效果。對于業餘演員來說，有聲拍攝更容易。業餘演員既記不住台詞，也不能提示，也無法把書面的對話自然地脫口而出。但一旦他們理解了問題，就可以從自己的儲備中挖掘出意想不到的豐富内容。有聲拍攝讓你能夠捕捉到這種自發性。
Q：尤其是你在電影中使用的業餘演員同時也是你的親戚和朋友。《遠方》是你第一次讓專業演員參演的電影。飾演門衛的費裡杜恩·科奇（Feridun Koç），飾演馬赫穆特前妻的祖哈爾·根切（Zuhal Gencer），飾演另一個女人的納贊·基裡米什（Nazan Kırılmış），他們都是專業演員。這些專業演員是如何參與到你的電影中的呢？
A：我想嘗試一下。這些角色沒什麼風險。老實說，我暫時還沒有勇氣讓他們擔任主角。（笑）事實上，專業演員在某些方面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們的工作紀律。他們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Q：你說好的一面是工作紀律……
A：壞的一面之一是他們有點傾向于模式化。你需要小心。人有一種叫習慣的弱點。當然，業餘演員沒有這樣的問題。他們也有自己的困難。專業演員的記憶能力令人難以置信。你會感到驚訝，甚至會欽佩他們。在這種欽佩中，有時人會錯過其他的東西。有時我會因為感歎“啊，太棒了”之類的話而忘記了觀察表演。（笑）我和祖哈爾·根切就經曆過這樣的事情。當我第一次拍攝祖哈爾的時候，她讀了三到五段文字，然後就流利地說了出來。我驚呆了。就像你看那些在公證處打字的女職員的手指一樣。你不再關注她們在寫什麼。那天我們拍了很多。第二天我們又重拍了所有内容。因為我在驚訝中沒有好好觀察表演。回到家後，我再次觀看，發現自己沒有關注其他方面。
Q：還有，你從拍攝黑白電影轉向了彩色電影。你對這個轉變有什麼感受？
A：我有一種感覺，似乎在當今時代，拍攝黑白電影已經成為了一種有點廉價、有點取巧、有點牽強的标榜藝術性和精英主義的途徑。其實我是喜歡黑白的。但我更喜歡那些過去必須拍攝黑白電影的日子。從實踐角度來看，拍攝黑白電影也很困難。而且成本更高。你得從國外專門進口負片和印片膠片。洗印廠已經忘記了這種技術，雖然他們仍然在做，但會出現問題。你完成了電影，但電影卻賣不出去。電視台因為電影不是彩色的而不願購買。放映機是為彩色電影調整的，它們會把黑白電影投射得很難看。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盡管如此，我仍然有一天想拍攝一部沒有顔色的電影。
Q：從這個角度來說，假設彩色拍攝能帶來更多的收入，這意味着您會制作更多的電影嗎？
A：不，不是的。
Q：最終，您将電影所賺取的錢投入到新電影中。我是問您是否會制作更多的電影。我們能否看到更多錫蘭的電影？
A：不，這完全取決于我是否能完成劇本。到目前為止，我制作電影的速度一直取決于我寫劇本的速度。這與金錢沒有任何關系。遺憾的是，我在寫劇本方面并不快。
Q：讓我們來談談您電影中所體現的個人方面。您的電影中有一種長途旅行的感覺。我們知道您在現實生活中既去過西方，也去過東方，進行過長途旅行。旅行對您來說意味着什麼？
A：（經過長時間的沉默後）我不知道。現在它并不太意味着什麼。在某種程度上，相似之處開始占據主導地位，而不是差異。似乎沒有什麼真正改變，人們、樹木、雲朵，一切似乎都是一樣的。随着時間的推移，它對我來說已經失去了吸引力。過去是不同的。隻要旅行存在，我就有一種感覺，認為不可能一直不快樂。每年夏天，我都會騎自行車或搭便車去旅行。也許這是一種期待奇迹的心态。我對自己的生活、我在這裡的生活并不滿意。我希望在旅行中會發生一些事情。我想遇到一些能給我的生活帶來新的方向、增添意義的東西。這更多是與對自己的不滿有關。重新開始生活的機會，重置自己，以一種新的身份去建立新的關系……由于我大多是通過步行、騎自行車或搭便車進行這些旅行，我也一定想讓自己感覺像個英雄。這意味着我在日常生活中感到自己有些平淡無奇。但我後來發現，一個新的國家并不能創造出一個新的人。
Q：從何時起，旅行對您失去了意義？
A：大概是在獲得完全自由的旅行能力後才明白的。從博斯普魯斯大學畢業後——在那之前，我隻在暑假期間旅行，我對旅行的國家有着更異國情調的關系：我會去幾個月，然後又回到學校。後來，當我畢業了，沒有必須要做的事情，不需要再回到學校時，我開始以一種不同的視角看待事物。我去了英國，在那裡當服務員。我意識到生活似乎不應該這樣繼續下去。然後我又去了東方。我在印度和尼泊爾尋找意義。我想找到能指引生命的重大思想，找到一些能讓我的生活變得嚴肅、深刻、有意義的原則。然後，我開始面對現實。在那種困惑中，我突然想起了我一直以來害怕和逃避的事情——服兵役。這個事情突然變得非常吸引人。畢竟，這是必須要做的事情。它看起來像是能讓我擺脫思考和做決定的東西。我很高興地回去，立刻去服兵役了。一個人總是需要某種權威來為他混亂的思想指明方向。責任、依附性、必須要做的事，這些現在看起來像是有益的災難。自由是一種沉重的負擔。
Q：除了服兵役，生活中還有其他權威嗎？
A：（輕笑）這種渴望始終潛藏在我心底——我想這是人類的共性。我大概屬于既渴求權威又難以馴服的那類人。真正需要的，是能包容非理性的權威。或者說，一種信仰。
Q：您和佛教有聯系嗎？感興趣嗎？
A：我感興趣，但不算太多。我不是那種能全身心投入某件事的人。
Q：對電影呢？
A：電影恰恰适合我。正因對萬事存疑，藝術——尤其是電影——反而提供了表達不确定想法的可能。就像哲學思考，你不必像錘擊般斬釘截鐵，這是一個你可以直接呈現你所有的猶豫不決的領域。
Q：您還對什麼感興趣？
A：我也曾對登山感興趣。也許在過去十年或十五年裡我一直在登山，但我從來沒有登頂過。當距離山頂隻剩下一百米時，我會想，“這有什麼意義呢？”然後就回來了。突然之間，我内心的那種渴望就消失了。它開始顯得毫無意義。我沒有那種能夠長時間保持堅定決心和耐心的品質。我無法堅持那種信念。我在喜馬拉雅山脈徒步旅行了一個月。珠穆朗瑪峰附近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山峰，你可以不依賴登山技巧和設備就能到達那裡，它叫卡拉帕塔爾。我曾徒步十五天，但在到達那裡的一天前我回來了。我的性情就是這樣。在想象中，一切看起來都很美好。在想象中，你可以盡情地美化一切，但在過程中，它會逐漸失去價值，到了最後，它會崩解，變得毫無意義。
Q：除了攝影，您還從哪些藝術領域汲取靈感？您和心理學、社會學的關系如何？
A：當我還是攝影師的時候，繪畫更能吸引我。但對我影響最大的藝術形式是文學，它對我的影響甚至超過了電影。對我影響最大的小說對我的影響，遠遠超過了最打動我的電影。電影藝術還沒有達到文學所達到的深度。
Q：您覺得未來的電影會是什麼樣的？
A：其實我不太清楚。過去人們去電影院是為了流淚，現在是為了歡笑。以前伯格曼的電影在這裡也能上映，現在不可能了。人們現在可能更想看容易産生共鳴的電影。電影曾經帶給我們的那種神奇或魔幻的感覺已經消失了。以前看完電影，我們會充滿徹底改變的渴望，這種影響能持續好幾天。現在我不那麼受觸動了，那種魔力消失了。也許一方面是我年紀大了，感知變得遲鈍，另一方面也因為圖像轟炸太嚴重。未來會怎樣？似乎很難樂觀。也許堕落到了極點，會引發反作用，促使人們尋找替代方案。我不知道。
Q：您說很難保持樂觀，是說您和像您這樣的導演所拍攝的電影機會會更少嗎？
A：不。數字技術帶來的便利會增加新的探索和個人化電影創作。但這類電影獲得放映機會、進入發行網絡會更難。藝術電影的未來似乎會更傾向于DVD。家庭影院在技術質量上将不遜于電影院。但人們去電影院更多是為了社交，所以影院觀影的習慣可能還會延續。
Q：您喜歡哪些當代導演？
A：我喜歡伊朗的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哈薩克斯坦的達赫讓·奧米爾巴耶夫（Darezhan Omirbayev）和中國台灣的蔡明亮。
Q：你是否認為開始從事電影已經太晚了？
A：确實如此。我能感覺到自己的感知力明顯遲鈍了。《繭》開拍時我已經36歲。如果25歲就開始肯定會好得多，那時精力更充沛。年輕時人更大膽無畏，而拍電影正需要這種不顧一切的勇氣。
Q：如果說《小鎮》講述你童年生活的地方，《五月碧雲天》描寫你的父親，那麼《遠方》是你的故事嗎？
A：和所有電影一樣，它包含我的元素但不完全是。這是部帶有自傳成分的電影，我也借鑒了朋友們的經曆。不過可以說這是我最具自傳性的作品。
Q：片中攝影師馬赫穆特談到理想與現實差距的擴大。這是你個人的感受，還是攝影師圈子的普遍想法？
A：這尤其在知識分子圈很常見。大城市裡像我這般年紀的人，普遍懷有失去重要東西的焦慮。生活中那種英雄主義維度似乎消逝了。我們大多數人不再有崇高的目标，沒有值得為之犧牲的事物。通過馬赫穆特這個角色，我試圖描繪尼采所說的那種除了“可憐的舒适”之外對生活毫無期待的人。我不敢斷言這是現代社會的通病，因為每個時代都有這類人。年輕時理想更強烈，後來生活的現實、疲憊、幻滅、信仰弱化、結婚生子等因素拉大了這種差距。就像電影裡那樣，人生某個階段重歸孤獨的人，或許對這種憂郁體會更深。
Q：你屬于這類孤獨者嗎？
A：這麼說吧：這些感受我很熟悉。
Q：為什麼馬赫穆特開的是Smart汽車？
A：我現在的車就是Smart。為了避免再找車，我們就用了它。因為Smart汽車方便在住所附近停車，這表明了角色在選車時将便利性作為優先考慮因素，同時這也強調了角色的實用主義和懶惰特質，所以并不矛盾。劇本裡原本有一些關于Smart車的有趣情節，後來我們在剪輯時把它們剪掉了……這是一款很吸引人的車。尤其是在安納托利亞地區，它非常引人注目。通常我們作為拍攝團隊去一個小鎮時，會因為受到太多關注而感到困擾。人們會圍觀電影拍攝，聚在一起。這樣就很難順利地進行拍攝。有一次我們去了一個地方，停好了Smart車，就開始拍攝了。所有人都圍在車周圍，而我們卻能輕松地進行拍攝。（笑）看到這個情況，我們覺得Smart車确實很有用。也許以後我們應該把Smart車列入拍攝設備清單。
Q：那您自己為什麼要開Smart車呢？
A：我覺得它的外觀很醜，而且它吸引人的目光讓我很不舒服。但我住在齊哈恩吉爾，Smart車完全解決了停車問題。
Q：據我所知，劇本裡描繪的是一個沒有車的伊斯坦布爾。然後很幸運的是，伊斯坦布爾去年，也就是電影拍攝的時候，下雪了。在伊斯坦布爾的雪景中醒來是什麼樣的感覺？
A：其實，無論是在拍電影還是拍照時期，一想到要在伊斯坦布爾的雪景中拍攝，我總是會有一種愉悅的感覺。伊斯坦布爾很少下雪，所以下雪時我們當然會很興奮。但雪很快就融化了，很快一切就都變成了泥濘。你必須動作快，但雪地裡又很難快速行動。很難充分地利用這種場景。不過，我們利用團隊規模小的優勢，行動還算迅速。我們拍攝了很多素材，有很多很美的畫面。但在剪輯時，我們不得不很無情。為了不讓電影變成一部關于伊斯坦布爾雪景的紀錄片，我們在剪輯時删掉了一切不必要的内容。
Q：我們知道您在劇本創作過程中不斷進行修改。當看到下雪時，您又在劇本中加入了新的内容。
A：即使沒有下雪，我也是一個會不斷修改劇本的人。思考過程從未停止，在拍攝過程中，你可能會突然想到一些東西，或者有人說了劇本中沒有的一句話，你覺得很不錯，就會想：“我可以把這個加到這裡。”有時，僅僅因為那句話，你可能就需要增加一個新場景。拍攝過程始終是一個不斷互動的過程。對我來說，一直就是這樣。
Q：《遠方》的劇本中有哪些顯著的改動？
A：我們删掉了很多内容。有一些原本在劇本裡，但最後沒有拍攝。我們原本計劃更多地展現馬赫穆特的人際關系，比如他和家人、兄弟、侄子之間的關系。樓上發生了一起謀殺案，馬赫穆特和堂弟尤瑟夫發現了屍體。還有小侄子的生日場景。我們拍攝了所有這些内容，但在剪輯時，為了使電影更加簡潔、更加極簡，我們進行了修改。
Q：有沒有後來加入的比較顯著的内容？
A：有，機場那場戲是最後加進去的。我原本一直沒确定結尾該怎麼處理。按最初設計，在小鎮來的年輕人離開公寓後，鏡頭會長時間跟随他——尤瑟夫在新年當天離開，當人們都在慶祝新年時，他卻為栖身之所發愁。然後他會離開伊斯坦布爾去往某處。而馬赫穆特的生活也存在各種缺憾，故事本不會給出明确結局，我一直在思考這些。機場戲是後來添加的，這個創意來自同時擔任本片美術指導的埃布呂·奧古坦（Ebru Öğütan）。
Q：馬赫穆特家裡的照片是您拍的嗎？
A：不是，我不想用我自己的照片。大部分照片是我姐姐艾米娜·錫蘭（Emine Ceylan）的。
Q：電影和《人鼠之間》之間有沒有什麼聯系？
A：我沒有讀過這本書，但我看過電影，不過我也記不太清了。我不知道兩者之間是否有聯系。電影中的老鼠場景來源于我親身經曆的一件事。我抓到了一隻老鼠，和它四目相對。我靠近它時，它安靜地坐着，看着我；當我走開時，它又開始叫。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城市人和小鎮人對待這類事情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城市人把所有髒活都交給看門人之類的人去做，所以當抓到老鼠時，他們隻會想到叫看門人。他們自己不會去接觸。
Q：在拍攝過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困難和便利？來到城市，在伊斯坦布爾拍攝，為您帶來了哪些便利，又帶來了哪些困難？
A：除了拍攝電影的經典難題外，并沒有額外的困難。一切都很順利。當然，就像每次拍攝電影一樣，我們在兩個月内睡得很少，非常疲憊。也許在城市拍攝的不同之處在于，讓路人不要旁觀會更困難。除此之外，甚至更容易。每個人都住在這裡，在自己家裡。
Q：為什麼您選擇回到伊斯坦布爾？
A：是因為我想更深入地挖掘我近期的經曆和我近期的情感，而不是完全脫離它們。
Q：您接下來打算拍一部什麼樣的電影？
A：我目前沒有任何明确的想法。通常是一個項目結束後，等它的影響期過去，我才慢慢開始構思。當然，我腦海中有一些非常初步的想法，但我還不清楚具體要做什麼。它們是截然不同的想法，我讓自己完全放空。我處于一種昏昏欲睡的等待期，任由各種想法降落在我身上。随着時間的推移，其中一個想法會脫穎而出，并強加于我。然後我會慢慢地向它靠攏。我順其自然。
Q：您會去别的地方嗎？還是會留在伊斯坦布爾？
A：我可能會留在伊斯坦布爾。
Q：您有沒有想過有一天會離開伊斯坦布爾？我是從電影創作的角度問的。
A：當然，作為一種自我保護式的幻想，我偶爾會萌生逃離伊斯坦布爾、追尋甯靜生活的念頭。但如果現實地思考，這樣的事情大概不會發生。我想我熱愛城市生活。在人群中漫步，感受孤獨，融入人群……盡管我不是一個積極參與文化生活的人，但就是這樣。我的生活大概會在這裡度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