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人未看過原著，僅針對電影，所有感受、觀點與推測均從個人主觀出發，如有不同看法，就是你對。

以一個90年代在硚口出生、在武勝路和漢正街度過童年時光的“武漢伢”視角看這部電影的口音。

人物的出身與口音是這部電影非常重要的一個切入點，可以說貫穿故事始末。那個年代的武漢，特别是漢口，對口音與地域極其敏感，在我的童年中，就不斷充斥着“外碼”“鄉裡逼”這類侮辱性詞彙（而在漢正街、集家嘴、“清芬一條街”這類市井場所裡幾乎全是可以侮辱的對象），而這種“不健康的鄙視鍊”在00年前的武漢屬于家常便飯。

馬玄武：受教育程度與外來者身份的割裂性造就的悲劇。
他的口音無疑是外來口音，屬于成年後（或初高中）才來漢的人員，來漢時口音已經固定無法改變。如果他隻是一個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外來戶，他本可以找一個同樣的外來戶結婚過日子。但或許是因為他受教育程度不差，認為自己值得更好的，綜合考量下與受教育程度不高、外形姣好的武漢本地人（非漢口人）李寶莉進入婚姻，但其實他骨子裡是自卑的，大環境下即使他的學曆、認知都高于李寶莉，但自我評價依舊不高，被本就潑辣的李寶莉一直壓制，始終過着女強男弱式的婚姻生活。而這導緻他受到的周邊評價更低——武漢女人雖潑辣，但能壓制住這種潑辣的男性往往會收獲更高的鄰裡評價，馬玄武則恰恰相反。在周邊鄰裡評價與婚姻壓抑的雙重結果下，他一錯再錯，出軌被舉報後又經曆下崗，最終因離體面的生活越來越遠而跳江。其實他出軌是真的有多喜歡周芬嗎？并不見得，但周芬的溫婉能讓他感覺到自己的掌控感，這種感覺是在家庭中體會不到的。

李寶莉：社會中的下位者，婚姻中的上位者。
其實從各種細枝末節也能觀察到她并不是地地道道的老武漢（個别幾個音她很難發标準，如“出去”的“去”字），跟閨蜜曉景對比尤其明顯。從她台詞中說“自己從小幫着家裡賣菜”來推斷，她應該很小就來漢了，父母也并非漢口本地的，早期菜販多為城郊進城者（如黃陂、蔡甸），這類人也多以盡量模仿口音來獲取更多客源，所以受父母影響她仍在某些發音上不是完全标準，但這也足以讓她在這條“不健康的地域歧視鍊”中有一席之地。她的性格或許原本就潑辣，但這種性格是能被更強勢的本地人給壓制住的（如建建），照她自己說她的追求者也不少，嫁給馬玄武除了客觀上他受教育程度高，可以成為“潛力股”以外，我認為還有一種想從下位者轉向上位者的渴望，雖然她說自己是本地的，但社會身份仍然不高，嫁給外來戶“潛力股”馬玄武能讓她覺得自己是“下嫁”，在婚姻生活中自然有更多話語權，從而帶來一種自己以前所沒有的掌控感。當然這種強勢的性格和對婚姻的絕對掌控也造就了她後來的一系列悲劇。

建建：漢正街舊時代的沙礫。
口音是絕對的老漢口本地人，身份則是我小時候去漢正街“過早”或玩耍時，家長告誡一定要遠離的那類人。他們本身是社會底層，也沒受過什麼教育，但深知漢口的生存之道，所以利用灰色手段自發地在漢正街收起了“攤位費”謀生。其實這本身是符合了“身份鄙視鍊”的邏輯的：我來漢久、混的開、膽子大、口音正，我就是要用些手段管着你們這些“外碼”的。當然随着時代的變遷與歧視的淡化，這類人最終都需要另謀生路适應社會。他這樣的男性，就是會本能地更欣賞強勢潑辣、刀子嘴豆腐心的武漢女人，既能滿足自己的征服欲提升鄰裡評價，這類女人又能和他們一起把日子越過越好。所以結局他與李寶莉在一起是順理成章的。

曉璟：婚姻中的理性旁觀者。
和建建一樣她是正宗的漢口口音，本地人。她是李寶莉的多年好閨蜜，說明兩人年輕時的成長軌迹差距應該不大。但曉璟擁有最正宗的漢口口音和不錯的外形，即使同樣受教育程度不高，這也使得在那個年代的婚戀上她選擇更多：能選一個經濟條件更好、做生意的外來戶。也可以選一個經濟條件相當的老實本地人。電影沒有明确說明她老公的出身，但個人判斷是前者，因為這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組合，外來戶有了财富累積後，娶一個有風情的本地女人所提升的社會鄰裡評價相當可觀，她就像她老公手上的“名牌表”，可以被戴上炫耀，但并不會天天佩戴，也不是唯一一塊，還有可能因為心情不好而粗暴的扯下來。這段不幸婚姻裡她的選擇理性而利己，知道周旋和妥協才是把日子過下去的好辦法，錢就是一切，青春時選擇了隻認錢的婚戀觀，那麼路再難也要走下去，面子票子總要有一個。她也代表着大多數跟她相同婚戀觀念的漢口女人。

馬母：精明市儈的農村老婦。
戲份不多，口音是典型的農村外來人口，馬母代表了一種“農村婆婆”的心态：絕對擁護家中的“男性話語權”。由于來漢之前在農村生活，所以在丈夫死後她投靠兒子，默認了兒子作為男性在家中擁有權威地位。但一系列事件的發生，讓她意識到了李寶莉的絕對強勢，所以在兒子死後，轉頭把所有心血投入進對孫子的培養與“仇恨教育”中，從孫子身上找到自己對兒子失去的“控制權”，而這些種子也在結尾開花結果——李寶莉過戶房子，被趕出家門，“萬箭穿心”的家最後成了她和小寶兩人的“烏托邦”。

剩下的主要角色如小寶（成年後已脫離那個純粹的“鄙視鍊時代”）、周芬夫妻（戲份不太多，口音可講的比較少）無法從口音角度拆解推測，故不進行分析。

結語：
其實在我一個青年武漢人看來，這些“口音論”與地域歧視已變得越來越沒必要，一個人如果隻因為自己的出身而具有優越感，那麼此人一定是狹隘的。但在那個特定年代的武漢（特别是漢口），這些歧視鍊現象的确是客觀存在的。不過随着社會變遷，不合理的現象最終都會被淡化至消失，流逝在時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