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這件事上，如果說大姐廉琦貞和小妹廉美貞的契機都是遇見一個“白馬王子”，那麼廉昌熙的推力則顯得沉重許多。
母親去世的前幾天，他還是一個令父母操心的孩子。因為不敢向父母交代辭職，隻好穿上西服出門假裝上班。
母親去世後，廉昌熙幾乎是“自動”成為了支撐家庭的男子漢，不僅接替了照顧父親的任務，還對大姐和小妹傾注了相當的關心。他帶領受傷的家庭，挺過一個人生的冬天，也迎來了屬于自己的春天。
一、當我沉默時,我感到充實
《我的解放日志》劇情緊貼三兄妹上班下班的日常生活展開，三兄妹都在首爾上班，但因為家住在京畿道三浦市，通勤時間超長，生活、社交、戀愛等各方面都不得不為此妥協。
京畿道是什麼概念呢？從命名看，“京”指首都一帶，“畿”則是以首都為中心，方圓150公裡的地區。所以廉昌熙前女友把京畿道形容為“包圍着首爾的蛋白”，很殘酷，也很形象。
從住得遠這個冰山一角開始，衍生出了三兄妹所承受的一系列匮乏。首先是物質匮乏，單身生活節儉一些無妨，但對于大齡未婚青年來說，物質的匮乏是緻命性的，正如廉昌熙所抱怨的：“沒有車，又住在京畿道，這樣我要怎麼談戀愛跟結婚？”
美貞曾提出一個假設：“如果出生在首爾，我們會有所不同嗎？”在廉家的語境下，這個問題也可以替換為：“如果有錢，我們會有所不同嗎？”
廉昌熙一口咬定：“當然不同。”
大姐的答案與之相似：“如果有錢，心地就會善良啊。都說談戀愛會讓人善良，這句話也不是空穴來風。不管是錢還是男人，如果能擁有些什麼，自然而言就會變得善良。”
美貞則說：“我覺得都一樣，不管在哪裡，我都會是現在這樣。”
表面上，美貞很清醒，但從她那異常的沉默中，不難看出她實際上陷于一種絕望的乏力感中：白天不斷被職場消耗，下班後也無法從家庭中獲取溫暖，日子久了，便逐漸喪失了回應世界的精神氣和開拓進取的欲望。
這便是第二重匮乏：欲望的匮乏。“人活一口氣”，欲望的匮乏比物質的匮乏更可怖，人若是囿于物質的匮乏，還可以通過努力來彌補，但若是喪失了欲望，就失去了全部行動的動力。
應該說，這兩種匮乏都要歸結于原生家庭。物質匮乏，是由于父親做了姑姑的擔保人，背上了一筆不小的債務；欲望的匮乏，則來自于家中無所不在的壓抑感。
廉家一家人的氛圍是怎樣的呢？通勤路上，兄妹三人彼此不交流；父母都把愛藏在心底，隻會用教訓的口吻表達關懷；遇到麻煩甯願餓死、坐牢也不願意告知、求助家人；整個家裡除了吵鬧就是死寂，沒有一刻是被歡聲笑語萦繞的。
“家和萬事興，家亂萬事廢”，這樣的家庭，種出來的作物都是歪瓜裂棗的，更别說生活在其中的人了。
這樣的家庭氛圍很大程度上由固執保守的父親和自诩不幸的母親造成。美貞這樣描述父母：“我覺得我爸很可憐，他好像從來都沒有真正幸福過。我媽好像認為自己因為子女變得不幸。”由不擅長愛的父母撫養長大，孩子們也不懂得如何健康地愛。
...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常中，每天都像是一個循環，一種無力感撲面而來：無論白天在外面前進了多少步，到了晚上都要回到令人窒息的家中，仿若妖怪現形，始終無法完成蛻變。原生家庭這四個字，輕易就沖散了奮鬥的成就感。
在廉昌熙看來，生于、長于山浦市，更是決定了他一輩子的坐标系：交友、戀愛、結婚……
這種匮乏導緻他後來遇到心儀女性，也選擇放棄，因為他很清楚自己的困境：如若不能改變住房和經濟上的現狀，無論和什麼樣的女生談戀愛，最終都會分手。
一開始，廉昌熙隻會通過傾訴排解怨氣，卻沒有能力從根本上改變被困的局面。直到同事給他當頭一棒：“如果鄭雅凜不是有錢人，你還會這麼讨厭她嗎？如果她家境平凡，是個普通女人，你會這麼讨厭她嗎？”
同事進一步建議道：“你不要否定自己的野心，就讓它自由發展啊。隻要你變成有錢人，就不會讨厭鄭雅凜了。”
言下之意，廉昌熙同樣有升職加薪的野心，與其看不慣競争者，不如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将嫉妒之心化為行動之力。
同事對廉昌熙同樣野心勃勃的判斷未必準确，但他的思路卻不無道理：與其煩惱，不如行動。
為了破局，廉昌熙做出的第一個嘗試是向具先生借勞斯萊斯，“以聖人的姿态，生活一段時間”。這個辦法一開始很奏效，但車被刮後，他又立馬回到了容易被鄭雅凜影響的狀态。
第二個是辭職。這不失為一種擺脫原有環境的辦法，但也隻是權宜，作為一個成年人，無論休息多久，總要再次面對社會。
第三個是母親去世以後，廉昌熙接替了母親的職責：照顧父親，輔助出工，關照姐妹——不僅是物質意義上的照顧，還有精神意義上的修補。
他敏感地注意到美貞的失戀，特地去停車場蹲守具先生。美貞借錢給前男友的事洩露時，他也設身處地替美貞解釋。
全家一起去海邊時，廉昌熙甚至深情脈脈地安慰父親：“爸，你放心，我們一定會越來越融洽。”“你身邊還有我們三人。我愛你。”“有愛天下無難事。”
...對于天天以淚洗面的大姐——這種外放的、自然而然的情緒纾解方式，說明大姐是恢複最快的，不像美貞和父親都把負面情緒憋在心中——廉昌熙沒有直接表達安慰。大姐真正情緒壓抑的時候其實是她擺弄頭發的時候。三年後，當她遭遇戀愛的困境時——就像在第一集中她相親失敗後，沖動地将頭發燙卷一樣——她又一沖動剪了短發，廉昌熙便開導她：“别再拿頭發撒氣了，換位思考一下泰勳的處境吧。”這番長兄般的口吻，說明廉昌熙已成為家庭精神頂梁柱般的存在。
廉昌熙一點一滴的關懷，真的就像“毛毛雨”一樣默默滋潤着每個家庭成員，将破碎的家庭重新粘合起來。同時，這場毛毛雨也反過來滋潤着他自己，為他積蓄着重新行動起來的勇氣和動力。我們可以想象，正如有一次廉昌熙在銀行讓一個大叔先領錢，在助人的付出中收獲到一種滿足感一樣，廉昌熙在照顧家人的過程中，也得到了休息，重新建立起自我價值感。
起初，廉昌熙總是吵吵嚷嚷、抱怨不斷，後來逐漸變成一個能藏住話的人，大概也是因為他在付出中發現了行動的力量吧。最後一集中，廉昌熙對自己的這種變化總結道：“當你想傾訴的話語已經湧到了舌尖，但是把那些話憋回去的瞬間，從那個瞬間起，你就成為了大人。”這裡有一個易被誤讀的因果關系，其實成為大人、性格成熟是原因，欲言又止、話說三分才是結果。
二、我很普通，但不想永遠普通
廉昌熙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是多麼普通，自己的生活又是多麼平淡枯燥。同時，他認為“普通”并不是他個人的特點和命運，而是與他一同長大、玩耍的一批人的共性。
他将自己居住的社區視為“戲劇性”的絕緣體：“這個村子從我出生到現在，除了夏天淹水和老人過世，根本就沒發生過什麼大事，平靜無波。”
分手時，他甯願将原因全部推到對方身上，也不願意“被發現是個不怎麼樣的男人”。
有時，他又覺得普通人談戀愛亦有優勢：“第一眼見到會讓人有點失望，先表現得普通，再一一展現優點。”
因為生活過于沉悶，身邊忽然出現了具先生這樣離群獨居、富有而低調、還身懷絕技的異類，他就深深為之興奮。
對于這種“普通”，首先，廉昌熙很樂意承認普通是一種現狀，卻不相信自己會永遠以普通人的身份過普通的生活。他有一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成功哲學：聚在一起的人之所以聚在一起，是因為水準相當，所以不必非議他人，隻要修煉自身，等待時機，就能自然而然地提升到更高的層次。
當具先生把地球上的人比作77億個堆疊的硬币時，廉昌熙被這種說法擊中卻又十分不甘：“我那麼拼命地活着，但你能從和那座山一樣的硬币堆中找到我這個硬币嗎？”
廉昌熙提出這個問題，說明他很在乎“通過努力能不能擺脫普通人的身份”，也說明他内心其實明白陷于與他人的比較中有多麼痛苦，同時又不甘心輸給他人。
其次，廉昌熙很樂意就着“普通”這個話題大發議論，自我嘲諷，卻不能忍受别人說他普通。他總是抱怨鄭雅凜虛僞，卻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有虛僞的時候。
...被同事的提醒的那天，他在大街上看見一座巨大的英雄雕塑，晚上又夢見被英雄雕塑砍殺，這一段沒有台詞，但參照同事的感歎“身為一個男人，又不是要當救國英雄，為什麼我這麼擡不起頭？”，我們可以将這個夢視為一個分水嶺，從這一天起，廉昌熙開始将自嘲深化為真正的反省，重新認識“普通人”的身份，也重新認識自己的“普通生活”：
升職失敗時，他自我勸慰：“至少我平安無事地度過了今天”。
拿到勞斯萊斯的車鑰匙，他沒有開去人潮擁擠的地方炫耀，而是選擇在獨處中感受平靜和溫柔的狀态。
他還開始正視内心深處一次次延宕的辭職念頭，決心放棄擠獨木橋，暫時休息一段時間。
此外，相比于以“非凡”為目标的職場，家庭這一指向日常生活的場所，也具有普通的特征。在家庭中照顧父親的那段時間，也讓廉昌熙有機會認識自己，體味普通的真實滋味。
就這樣，三年過後，當他與池賢雅分手時，他對“普通”的态度已有很大改觀，可以理直氣壯地宣布“我就要這麼平凡地過生活”。他不再苦惱于自己如一韓元硬币一般微不足道，轉而珍視生活的平淡之味：如果戲劇性意味着為了錢疲于奔命，忍受别人的輕視，或者被囚禁于絕症的地獄，生活還是平淡些好。
更何況，生命的普通，并不妨礙人們用有限的生命去從事有價值的事業。隻要能夠認清自己的優勢，執着而勤奮，就能實現自身的獨特價值。在最後一集中，廉昌熙誤打誤撞又仿佛命中注定般走進了殡葬禮儀師培訓班，在他那心領神會的微笑中，一段更有價值的職業之旅正在向他開啟。
三、任性的孩子，也會一夜長大
作為廉家孩子中唯一的男子漢，廉昌熙本來承受着很高的期待，卻成為最令父母操心的那一個，也是最受寵的那一個。他雖然經常惹父親生氣，天天被母親挑毛病，但他的快言快語和任性發洩，卻也說明他享受着最多的容忍與疼愛，以及他與父母的關系最少拘束。
有三件事情很好地表現了廉家微妙的兄妹關系和複雜的親子關系。
第一件事是，大姐和廉昌熙像往常一樣吵鬧着回家，大姐生氣地抓起拖鞋扔向廉昌熙，不料廉昌熙一躲，拖鞋砸到了美貞頭上。兩人都愣在原地，都沒有去承接美貞的委屈和憤怒，所以美貞再怎麼生氣，也隻好把氣撒在拖鞋上。
這個場景說明，美貞雖然是老幺，卻沒有享受到應有的寵愛，甚至連一個打架時願意為她出頭的人也沒有。可以說，三兄妹沒有一個是像樣的，最成熟的是妹妹，最幼稚的反而是哥哥。
第二件事是父親看見廉昌熙因為工作原因不敢挂電話，每次都要浪費一個小時來聽店長閑話家長，便批評廉昌熙作為一個男子漢卻對人生毫無計劃。廉昌熙口無遮攔地反駁道：“難道爸的人生就按計劃走了嗎？你生了三個小孩，女兒讓你操心，兒子死不聽話，除了種田還要經營工廠，做了兩種工作，結果連轎車都買不起，夏天工廠還沒有冷氣吹，隻能悶在裡面，難道這種生活都是你計劃好的嗎？”這樣過于直白的頂撞雖有一定道理，卻體貼不足，缺乏設身處地的同情心。不聽話是孩子的行為，并不是長大的表現，如果他再成熟一些，或許能在頂撞與贊同之間找到一種更恰當的表達方式，在任性與聽話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第三件事是在廉昌熙得知有一個接手便利店的賺錢機會時，他小心翼翼地鋪墊，努力斟酌措辭，盡量不令父親不快：“那個，爸，我想說一件事，因為不說的話，我覺得太可惜。我真的隻是說說，你放輕松聽一聽。”言罷，還很客氣地提示：“如果你感興趣，這是個賺錢的機會。”
兒子和父親說話，需要戰戰兢兢到如此地步，直令人感到無奈，可還是被父親一句話就否定：“我的生計我會自己想辦法。”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固執了，更像是要維護作為父親的權威。
應該說，正是“這也不許那也不行”的成長經曆，使廉昌熙時時渴望着任性，但又始終不能任性。他一直希望能有個哥哥為自己遮風擋雨：“我要是能有個哥哥就好了，那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活着，我好想念從不存在的哥哥。”
具先生的到來，恰好為這個“不存在的哥哥”提供了一個具象化的載體。具先生的富有、獨居、能跳遠等一系列特立獨行之處，令廉昌熙産生了崇拜心理，具先生的形象因此帶上了哥哥一般的光環。具先生把車借給他開，更令他感受到一種被寵溺的錯覺，所以他才敢開着别人的車到處溜達。換言之，成為弟弟，本質上是一種任性的方式。
...我總懷疑廉昌熙早已明白自己肩上責任重大，也已具備承擔責任的能力和心智，隻是仗着父母健在，才當孩子當了太久。否則，母親去世時，他怎麼毫無不适，一夜之間就學會了主動承擔？他不僅學會了照顧父親，關照家庭，甚至懂得體味責任之中的艱難與寂寞。當然，也不排除是集數不夠，編劇隻好壓縮情節，草草收尾。
甚至，從承擔責任的抽象意義上而言，廉昌熙已經超越了私心，到達了道德的層面。從他和吳鬥煥講的《重返伊甸園》故事中，可以感受到，他贊同那個用自己三年孤獨去換取他人五分鐘溫暖的人，不僅是出于法律上的判斷，更重要的是道義上的認同。他将這樣的價值觀身體力行了，甚至還将這份帥氣藏在心中。要知道，在善行面前，贊美與感謝是最輕微的嘉獎啊。
從行動的矮子到巨人，從不甘普通到懂得知足，從任性的孩子到家庭的支柱……如果說，廉美貞的故事，講述了如何解放内心的小孩，而廉昌熙的故事則告訴我們，也要去解放内心的大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