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 33 歲的日本導演空音央的首部長片劇情電影，觀衆會不由得感歎于它與當下的相關性：這是近未來的故事，或是過去的幻影，還是正當時的經曆？
《圓滿結局》（Happyend）講述了一個政治介入友誼的故事。它的拍攝手法遠稱不上現實主義，但電影中的高中生們所感受的那種壓抑的氛圍、心中忍不住要反叛的沖動、日複一日恐怖與幽默并存的生活，都熟悉得令人心驚。
“有很多人告訴我，他們從來沒有看過一部如此具有政治性的青春電影。這很有意思。想想看，如果你在拍一部與政治無關的電影，它會比一部與政治有關的電影更像是一種政治宣言。”空音央在與單讀的訪談中說。
這讓人想到今年同樣有電影在威尼斯電影節首映的一位紀錄片導演，他曾說，“很多人的作品裡邊根本就沒有這個時代的人真正生活和存在的痕迹，我覺得那才是真正的政治片”。
《圓滿結局》于今年 9 月在平遙國際電影展亞洲首映，并作為“卧虎”單元入圍影片獲得羅伯托·羅西裡尼榮譽·評審榮譽。電影先前在威尼斯電影節全球首映，後于 10 月在日本院線上映，得到廣泛好評。在這之前，空音央為觀衆熟知的作品是今年 5 月在中國大陸上映的《坂本龍一：傑作》，記錄了他的父親坂本龍一生前最後一場鋼琴獨奏會。
以下是單讀對電影《圓滿結局》的介紹和與導演空音央的訪談。這部電影給我們一個适時的契機，重新思考電影與政治的互動（或缺乏互動）。空音央的思考主要基于日本的社會與曆史語境，但從中我們也可以體會到，一名年輕的、在多元文化中長大的亞洲電影人具有何種表達與實踐的空間。
...剝離政治的電影，恰恰是最政治的
采訪、撰文：菜市場
有一天，你發現自己最好的朋友兼電子音樂同好變了。他不再和你同出同入，在學校領導看不見的角落裡打碟。他也不再滿足于捉弄權威的惡作劇。當學校裡布滿了監控，社會處處有管控，他走上街頭，嚴肅地尋求改變。他憤怒地問你，你是不是完全不在乎音樂之外的事？
對于文藝作品的主題來說，友誼與政治是一組新鮮的搭配：前者是生活化的、跨越時間的，後者是意識形态化的、有時效性的。進入電影《圓滿結局》，觀衆很快就會被卷入這兩股力量的角力。
導演空音央把故事設置在近未來的日本，一個數字集權的監控社會裡。政府将“随時都會有一場大地震”作為權力擴張的借口；社會上出現了自主巡邏、提防外來者的民團；校長為了獲得防震資金，在學校安裝了智能攝像頭，學生任一違規行為都将在超大電子屏上被展示與懲處。“一提安全，所有批評的人都安靜了。”
...優太和洸是一對童年好友，他們正在經曆高中的最後一年。面對權力的逼近，他們展現出了不同的應對方式。優太沉迷于電子樂，他家境優渥，更喜歡用玩樂的、輕盈的方式表達态度，比如播放假的地震警報，借此機會轉移被鎖起來的音樂設備。他實踐着詹姆斯·C. 斯科特所言的“潛隐劇本”的邏輯，靈活行事，不必直面權力的重壓。
但是，作為在日朝鮮人的洸更容易遭到懷疑與搜查，這讓他的政治意識開始發芽。當一位排外的首相當道，他逐漸意識到電子樂不是唯一重要且需要拯救的東西。他與激進的女學生文一起加入了校内外的抗議活動。成長于覺醒文化與保守化浪潮的沖突之中的空音央讓他們重新唱起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的運動民謠《吃屎之歌》（くそくらえ節）：
有一天，一名學校老師
對他的學生們訓話
“你們不在考試中拿到一百分
就成不了優秀的大人”
吃屎吧！去死吧！
吃屎吧！去死吧！
那麼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人是
電子計算機
優太與洸之間友誼的裂痕并非鴻溝，卻是決定性的。從東亞觀衆的成長經驗來說，他們已然是少見的反叛者。這也是空音央希望刻畫的青春形象，因為他發現自己“更容易被具有反叛精神的人吸引”。但即便在一群反叛者之間，反叛形式與程度的不同也意味着道路的不同。
青春電影作為社會氛圍變化的先聲已有傳統，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無因的反叛》與《青春殘酷物語》，都以反叛者為主角表現轉型期青年人的憤怒。今天，憤怒再次成為社會的主流情緒，《圓滿結局》用更精細的畫面、更低調的叙事，提出了一些親切而不失迫切的問題——
在近未來的日本，或者任何政治高壓的社會，我們會更容易失去朋友嗎？在政治之必要和友誼之可貴之間，在遊戲般的反叛和代價慘烈的抗議之間，高中生們會如何選擇，他們能夠承擔選擇的後果嗎？
...“我真想回到那些不假思索交朋友的日子。”空音央說。
在多重意義上，這個關于兩個高中生的友誼因政治而分裂的故事，才是空音央最初想要完成、最早開始創作，并且與制作人獨立籌得資金的“第一部電影”。“由于外部的因素，我不得不先拍《坂本龍一：傑作》。”在那部音樂紀錄片裡，坂本龍一作為藝術家的光芒是絕對的主角；而在《圓滿結局》裡，空音央作為導演的獨立性與思想性得到了一次較為完整的展露。
我在平遙國際電影展的現場見到了空音央，他很年輕，總是帶着友好的笑容，脖子上圍着巴勒斯坦頭巾“庫非亞”（Keffiyeh）以示支持。他的聲音非常流暢，輕松地從自己的電影談到更宏大的命題，似乎在電影創作之外，對社會議題的參與也是構成他生活的重要部分。
...兩次大地震與《圓滿結局》的誕生
單讀 我看過《坂本龍一：傑作》，那是你執導的第一部長片，而《圓滿結局》則是你的第一部劇情長片，對嗎？
空音央 其實《圓滿結局》可以說是我的第一部電影作品，因為我從 2017 年起就在寫它的劇本了。那甚至是在我拍短片《雞在紐約》《一夜爆樽》之前，當然也在《坂本龍一：傑作》之前。所以它一開始就是我長久以來真正想做的事。但由于外部的因素，我不得不先拍《坂本龍一：傑作》。
單讀 為什麼早在 2017 年你就有了拍攝這個故事的想法？很多人會認為這是一部後疫情電影，尤其因為電影描繪了不斷升級的社會危機。
空音央 我可以告訴你這背後的整個故事，但會有點長。
首先，因為這是一部青春成長電影（coming-of-age film），電影描繪的經曆很多都來自我自己的生活。高中時期，我有一群非常親密的朋友。在生命中的那個時刻，我不太關心政治，隻是一個想和朋友們玩耍的高中生。2009 年我進入衛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然後在 2011 年，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發生了。那就是福島“3·11”：地震、海嘯、核災難……那件事發生後，我的政治意識才真正地開始萌芽。我覺醒了。
我開始更多地閱讀，試圖去理解世界的結構：資本的結構如何引發了福島的災難，政府的結構如何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想法，像東京這樣的城市如何利用中心與農村地區的差異來剝削勞動力，等等。我也開始在日本參加抗議活動，更加密切地關注日本的新聞。
讀大學的日子裡，因為我開始關心政治，我有像電影裡的洸一樣把人推開的經曆。我也曾被我的朋友推開，因為我們的政治立場不再一緻。我真心愛我的朋友們，也非常珍惜我們的友誼，所以與他們分道揚镳對我來說是一件大事。那時候我非常難過，也很失望，盡管我能理解為什麼這些分别是需要發生的。
單讀 所以愛玩的優太和政治覺醒的洸，是處于不同階段的你。但這也隻是你拍攝《圓滿結局》的一部分原因？
空音央 之前說到，福島大地震之後，我開始更多地去了解曆史和我身邊發生的事。到了 2014 年前後，日本的種族主義言論和仇恨情緒激增，右翼分子發起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他們宣稱要讓在日朝鮮人、中國人和反日人士去死，諸如此類。之後，也有一場大規模的運動來反擊這些抗議。
那是一段艱難的時期。在那前後，我開始深入了解 1923 年在日本發生的一起重大曆史事件——關東大地震。這是東京經曆的最具破壞性的地震之一，由于當時的房子大多是木制的，地震又發生在中午，它同時引發了大規模的火災。大約有 10 萬人在這場災難中喪生。
在這場災難背後，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曆史，“關東大屠殺”。在關東大地震引發的混亂中，流傳着許多針對在日朝鮮人的種族主義謠言，說他們搶東西、燒房子、在井裡下毒。這些謠言加劇了日本人對朝鮮人的恐懼。當時，日本正在殖民統治朝鮮半島，而朝鮮半島也掀起了一場獨立運動。在這種混亂時期，連警察和政府都在散布這些謠言。
謠言出現後，日本人聚集在一起，形成民團、自衛小組，開始大規模屠殺朝鮮人。這實際上是一場種族滅絕，在幾天時間裡，就有 6000 人甚至更多人死亡。在這場混亂之中，日本政府還逮捕及殺害了一些左翼活動人士和異見人士。這段曆史一直被公認為事實，直到一些右翼人士開始否認并試圖抹去這段曆史，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現在。
也正是在 2014 年前後，我開始考慮拍攝這部電影，而我又總是在思考這些事情。我想起在福島大地震期間，推特上也有很多人重複着這些謠言，說外國人偷東西、投毒，如今仇恨已經擴展到了穆斯林和庫爾德人身上（日本有很多庫爾德移民）。這些種族仇恨的蔓延又導緻了一些民團的形成，他們聲稱要保護日本人免受外國人的侵害。
我對自己說，在日本，人們總是警告說不久的将來會有另一場大地震。但如果我們不反思日本作為侵略者的曆史，不反思針對朝鮮人和中國人的種族滅絕，不反思整個殖民曆史，不反思日本人過去和現在所持有的種族主義價值觀，那麼在另一場地震來臨時，類似的事情很有可能再次發生。
我對未來感到非常擔憂：顯然我們還沒有充分地反思自己的曆史，而地震随時都會來臨。這給了我動力去反思曆史并思考這些事背後的結構性原因。後來，這些思考也組成了影片的骨架。在這個基礎上，我再用我的個人經曆來勾勒電影的世界。
...友誼在危機時刻意味着什麼？
單讀 我很驚訝，你在這些關于曆史與政治的思考之上，最終拍出了一個微妙的、細膩的、具有電影感的故事，一個表面上關于友誼的故事。
“友誼”就像“社群”，是一個非常抽象與兼容的詞語，也是我們在危機時刻不斷提及的詞語。友誼對你來說意味着什麼？
空音央 友誼真的可以意味着很多不同的東西。《圓滿結局》當然是關于人與人的關系的，它探究的是那種從小開始的友誼關系。
我個人經曆過這樣的友誼。我高中時有一群好友，我們從十歲就認識了。這些關系是從孩提時代發展起來的，那時我們還沒有形成自己的世界觀或思想觀。小時候你會和來自不同經濟、社會和文化背景的人來往，尤其是在紐約這樣的地方。孩子們不會因為某人的社會标簽而決定和誰做朋友，他們隻在乎能不能玩到一塊去——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但當我長大後，政治意識開始覺醒，我很難與政治觀點完全相左的人建立新友誼。比如我不會和特朗普的支持者、白人至上主義者或猶太複國主義者成為朋友。我會避免讓他們進入我的生活，因為我不想花時間與這些人打交道。
單讀 但我覺得，你的電影有點反其道而行之。即便政治态度不同，優太和洸對待他們的友誼的方式依然給人一種滿懷希望的感覺。
空音央 我同意，這部電影和我的個人生活是有區别的，這也是我想要拍這部電影的原因。
在全世界，尤其在日本，左翼人士尤其不擅長與意識形态不同的人溝通與合作。這恰恰是非常緻命的：我們也許都需要改變現存的權力結構，但我們卻不會跨越不同的意識形态，與其他人形成同盟。反而在鄉村或者類似的小社區裡，你不得不與意見不同的人交往，這會讓合作變得容易。
所以很多人在看電影時能對優太和洸的故事感同身受。童年的友誼之所以美好，是因為它讓我們在事情變得現實之前就與他人建立了關系，成了社區的一員。
單讀 所以你的電影也在為失去結交不同政見的朋友的可能性表達哀悼。
空音央 我想是的。我真想回到那些不假思索交朋友的日子。
單讀 友誼的這種張力好像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也會為自己有了政治意識感到欣慰，會希望能擁有發聲和選擇朋友的權利。
空音央 我同意，友誼非常令人困惑，非常複雜。
這讓我想起自己思考的另一個問題——友誼的模糊性。戀人之間有一些粗略的社會規則，你可以故意打破規則，但很多人選擇遵守它們。比如，如果你正處于一段嚴肅而堅定的關系中，你就不應該背叛對方；如果你結婚了，那麼你會進入一些讓這段關系正式化的程序，也許你們還會一起養小孩、和雙方家庭互動，諸如此類。
友誼很有意思，它沒有規則。從最膚淺到最深厚的關系，任何類型的友誼都可能存在。也正因為友誼的模糊性，駕馭它變得非常困難。
但我真正想問的是，為什麼國家和社會會把戀愛、婚姻之類的性關系放在比友誼更重要的位置？我們知道，對某些人來說，他們與寵物的關系比什麼都重要。我們需要為其他形式的關系留出空間，它們與性關系一樣，都是重要的社會紐帶。也許最好的方法不是給予其他關系特權，而是要摧毀這種隻給予某種關系特權的制度，比如婚姻。
在日本，如果你想去醫院看望你愛的人，你必須和他/她是正式注冊的的婚姻關系，尤其在疫情期間——那時連已婚人士想探望愛人都很困難。但我們有什麼理由說某人的妻子比某人最好的朋友更重要呢？也許，他們最好的朋友才是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探索友誼的暧昧之處、友誼的重要之處，這也是我日常思考并想要在電影中體現的事情。
單讀 我想這在《圓滿結局》中有所體現。每次優太誤會洸和文出門是為了談戀愛，而觀衆知道他們其實是“同志”或者“一起抗議的夥伴”，我們都會會心一笑。這也是你的電影給人一種新鮮的感覺的原因之一。
空音央 我其實覺得，能夠找到一個最好的“同志”或“抗議夥伴”，就是世界上最性感的事情。即便你們不會發生性關系，但發現一個人與你一樣看待這個世界、與你關心着一樣的事情，發現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像這樣的人存在，這真的很性感。
...拍電影是一種政治行為嗎？
單讀 青年文化一直是戰後日本電影和台灣新浪潮電影的主題，它們不僅描繪青春，也反映社會的問題。你曾說過，你受楊德昌的電影影響很深。你認為《圓滿結局》在這些電影的基礎上提供了什麼新視角嗎？
空音央 我認為這是由觀衆和評論家決定的。我看過楊德昌的大部分電影，但還沒看過侯孝賢的所有電影……不過我看過好多蔡明亮的電影，我很喜歡。但要把一部電影放在你所說的背景下，這不是我說了算的。我隻負責對自己的情感和經曆誠實。
不過關于這個問題我想說，我最近在日本接受了很多采訪，有很多人告訴我，他們從來沒有看過一部如此具有政治性的青春電影。這很有意思。想想看，如果你在拍一部與政治無關的電影，它會比一部與政治有關的電影更像是一種政治宣言。
因為我們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從飲食到起居，再到與人建立關系，不論是性、友誼或者同學情誼，所有這些事情都是極具政治性的，深受我們所在的社會與政治環境的影響。如果有人能夠拍出一部把這些具有政治性的東西都從故事裡剝離出去的電影，那比對自己的所見所感誠實，更是一種政治行為。
所以，我不認為我的電影是格外政治化的。它隻是恰好反映了我的想法，那些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
單讀 和你的主角們一樣，我們中的很多人都成長于一個在文化、經濟和政治上都有重重壓力的環境裡，我對你的電影有很深的共鳴。我會忍不住想要知道，你是否期待通過這部電影傳達某些信息？
空音央 也許因為這部電影的内容，很多人會問我這個問題。但我想，如果你專門拍一部電影來向某些人傳遞信息，它就會變成政治宣傳品，或者商業廣告。即便信息本身是好的，即便你是在通過電影提出一個論點并且要求人們相信它，我認為這裡面也有強迫的成分。我對拍這種電影不感興趣。
我拍《圓滿結局》的初衷是想要保存我大學畢業之後的感受。那時我發現，原來政治分歧最終會将友誼帶上末路。雖然在理性上我知道這不是任何人的錯，這是社會結構導緻的——就像在電影裡，優太和洸的悲傷都是合理的——這種分裂依然讓我感到憂郁。
這麼說來，我的确有一個核心的想法，在拍攝的過程中我都在努力想着這一點：我希望我的觀衆在看完電影後，想要和一個很久沒說過話的朋友聊聊天。不是非得這麼做，也不要沖動行事，但我想讓你對過去的友誼感到懷念。也許這就是我想要傳達的信息。
電影是這樣，但我個人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作為一個人和一個個體，我有很多很多信息想要傳達給大家。
單讀 讓我們來聽聽你個人想要傳達的信息吧。
空音央 我認為我們需要打破現有的規則。我認為我們需要了解世界是如何運作的。我們需要了解全球工業資本主義，它不僅在資本主義國家運作。工業資本家們破壞了環境，留下年輕人來面對世界有可能完蛋的厄運；所有的責任都落在了下一代和再之後的人類身上。我們需要了解這些結構并與之對抗。
我還認為，法律和道德不是一回事。有時候，你需要違反法律才能做出合乎道德的行為。特别是在日本，人們不太擅長反抗。我們需要練習反抗，需要鍛煉這種“不服從”的肌肉。不是為了不服從而不服從，而是在你真正需要的時候站起來說不。
我還認為，現在有很多人将個人身份與民族國家混為一談，而這是錯誤的。圍繞民族國家構建的世界秩序通常是非常暴力的。老實說，我認為民族國家得以存在，靠的是推廣一種部分真實但大部分虛構的國家身份叙事，以維護自己使用武力、暴力、警力、監視與控制的權力與影響力。這違背了人的尊嚴。我們需要尋找一種新的方式來構建我們的生活，這樣我們才不會互相傷害，像現在許多國家之間正在發生的那樣。
我個人有太多想法想要傳達，我可以一直講下去。雖然這些不是我想在《圓滿結局》這部電影裡傳達的信息，但也許你可以在這裡那裡看見一些痕迹。
...我們需要更多自治、發聲與行動
單讀 從 2017 年你開始寫《圓滿結局》到 2023 年拍攝，它脫胎于你對大流行病之前的緊張局勢的思考，但它的制作也跨越了疫情時期。你在這期間的感受會影響你拍攝這部電影的方式嗎？你認為這段全世界共同的經曆，與你電影中的“地震”有相似之處嗎？
空音央 我還在試圖組織我對疫情的感受。一方面，大流行病是全球性的，那麼多人因此死亡，我們需要在全球範圍内進行協調。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可能用大流行病作為幌子來擴大它們對人口的控制。人們自願把控制權交給政府，因為他們覺得事情太大了，自己沒辦法管理自己了。
不論是流行病還是地震，當大災難發生時，會有一段權力的真空。不論是什麼人、什麼團體、什麼組織，誰在那一刻是最有組織能力的，誰就會填補那個真空。一般而言會是民族國家之下的實體，警察、消防員和軍隊之類的。但在曆史上也有公民團體自我組織來填補那個虛空的例子，我覺得那樣會更美好、更自由。
有一次，我在北海道經曆了一場地震，所有電都停了。正值夏日，冰箱裡的東西幾天内就會變質。最終大家把各自的食物和烤架都拿出來，在家門外烤好并分發給任何需要吃東西的人。紅綠燈也沒電了，人們就讓彼此先過；還有幾個公民自己承擔起了保障安全的責任。
另一個例子是 1995 年的阪神大地震（注：地震後有全國 130 多萬志願者展開救援，政府之修訂《災害對策基本法》鼓勵志願服務體系發展，日本後稱 1995 年為“志願工作元年”）。與 1923 年的關東大地震不同，發生災情的城市神戶是一個國際化、多元化的城市，人們在地震後建立了公民廣播，用不同的語言發布災情信息。
日語之外，還有菲律賓語、印地語……生活在神戶的人們的各種語言，以确保每個人都能同樣獲取信息。那不是由政府主導的，而是人們自己組織的。即便有時候會很難——比如在大流行病期間——但我認為我們的目标應該是用自治與真正的民主政府來填補災後的權力真空。
這也是為什麼我喜歡俱樂部，因為它是如此的自治。
單讀 即便在疫情期間的中國，我們也受益于許多民間的志願工作。
我還想提及你前段時間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上的發言，你希望大家注意到電影節的贊助商加拿大皇家銀行同時也是軍火生意的投資商，可能在為加沙地帶的戰争提供武器。你用自己電影映前的時間來發聲，這很少見，你也說過你的電影是對“發聲”（speaking up）的贊美。你可以談談發聲為什麼重要嗎？
空音央 即便在所謂的民主國家，選舉也是代議制民主。要讓人們的聲音和意願真正地得到反映，我們需要發聲和行動。
我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上說的話是關于加沙的，也是關于國際軍火貿易的。我認為從軍火生意中獲利是一個人所能做的最卑劣的事。我甚至很難想象一個人會去軍火公司上班，他——很有可能是一名男性——就在那想着什麼是最殘忍的傷害别人的方式，然後公司因此而掙錢。
如果一個本應促進藝術和電影發展的機構，隻能靠着從炸彈和武器這些旨在摧毀人類尊嚴的東西中得來的錢運作——如果這是唯一的辦法，那我們就不應該再搞藝術了。因為藝術與電影依賴的是人的故事，而人正是炸彈要殺死的對象。所以我想在電影節上說出我的看法。在那之前，多倫多當地的活動人士聯系了我（他們正在努力讓電影節拒絕加拿大皇家銀行的資助），因為我一直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大聲疾呼。
為什麼發聲是重要的——尤其在日本社會的語境裡？在上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日本，抗議是很常見的，但在那之後，任何形式的發聲都被認為是惹人讨厭的，或者就是“太吵了”。我認為這是在放棄民主，放棄理解抗議的曆史。
從它的發展曆史來說，抗議就是要盡可能地大聲、盡可能地具有破壞性，讓執政精英滿足你的需求。從一個有趣的角度來看，抗議并不是真正激進的事。抗議不是無政府主義的，因為你隻是在要求當權者做出改變。
但在日本，我們甚至還沒有到這一步。雖然從日本的法律上來講，作為一名人類，你擁有走上街頭的自由，但隻有很少人在行使這項權利。為什麼不呢？我認為部分原因在于日本的教育。人們總是教育你說，不要發聲。這也是我把《圓滿結局》的故事設置在學校裡的其中一個原因。
編輯：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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