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去帆
編輯 | 老餅幹
校對 | 鐘綠
在與火星環境最相似的阿塔卡馬沙漠上,布滿星辰的天空透明如湖底。如果将望遠鏡伸進裸露的夜色,可以發現光的螺旋和群星緊抱着時間的影子。而白天熱浪翻湧的空氣中,沙丘柔和的形體影影綽綽,跋涉的風聲在诠釋存在的音色,還有一群拿着簡陋鐵鍬的女人,十年如一日地在尋找着什麼。
2010年的紀錄片《故鄉之光》是智利導演帕特裡克·古茲曼在“智利三部曲”之後的再出發,母題仍是“沒有記憶的人,無處安身”。

談及智利導演帕特裡克·古茲曼,他最為人熟知的可能是那句“一個沒有紀錄片的國家,就像一個沒有相冊的家庭”。古茲曼專注用檔案作為影像的材料,在一次次記錄與尋覓中重返曆史現場。
然而,相冊終會泛黃,檔案也難免被篡改,紀錄影像本身也面臨着影像生産的種種異化危機。關于記憶的讨論,在遺忘和銘記以外,還有豐富而複雜的模糊層次有待活化。
這一次,回憶不隻是對曆史的軍事偵察,更是在雙重叙事發出的行動邀請。《故鄉之光》有比較鮮明的兩條叙事線,一條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天文學家和考古學家對知識的上下探索,另一條則是作為智利本地居民的婦女用流逝的時間對記憶的見證。
阿塔卡馬沙漠作為地球上唯一的褐色補丁,其透明的天空保存了星光的痕迹,一望無垠的幹燥則封存了古印第安文明的遺迹。

紀錄片分别采訪了天文學家和考古學家。天文學家從光束如何在時空舞台登場講起:“我們所有的生活經驗,包括我們現在的談話都發生在過去。比如攝像機拍攝的是百萬分之一秒前的過去,信号需要時間到達鏡頭,你反射的光需要時間才能到達我這裡。因為光傳遞的時間差,我們看到月亮需要一秒,看到太陽需要八分鐘。換言之,我們看到的不是事物的‘現在的一瞬間’。現在從未存在,現在可能隻存在你的腦子裡——這是我們能夠達到的最接近絕對的現在了,但因為大腦思考感受需要時間,信号在我們的感官内傳輸也是需要時間的,所以這個現在還是有‘時間差’的。我們習慣于生活在落後時間裡”。
考古學家也将這片沙漠看作過去的記憶通道:“天文學家造出巨大的望遠鏡,為了在今天接收到遙遠過去的信号,了解萬物的起源。他們在研究一個過去,我們在研究另一個過去”。

如果不了解導演以往的作品,觀衆也許會以為這是一部和BBC紀錄片《行星》或《宇宙的奇迹》一般的浪漫宇宙志,而古茲曼自己也在旁白中作為天文愛好者有所抒情:“望遠鏡是宇宙的窗口,夜晚,星星觀察我們。”
但是,對于這片土地而言,隻将苦難曆史的标本視作瑰麗的琥珀是難以負擔的。
詩意從不止于宇宙與大地之間瞬間的美,也與世界無法被理性穿透的部分有關,是“在心言志”。
這其中,有磨難、有苦楚、有愧疚、有痛恨,更有日與夜的難以釋懷。在阿塔卡馬沙漠,數不清的無名身體正躺在地層深埋的時間中,路過的風在镂空的肋骨之間暢遊。

沙漠上的女人們在尋找的就是自己親人的遺體。這些記憶的容器在成為曆史的廢墟之前,都曾是鮮活的生命。
然而,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天文望遠鏡能夠探測遙遠的太空,卻無法看穿大地,望見沙漠的骸骨。
至此,《故鄉之光》的風景面具才緩緩掀起,顯露出影像關懷的底色,也就是那徘徊在古茲曼所有作品裡的幽靈——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政變。同樣是“911事件”,對于智利而言,它意味着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推翻了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建立的民主政權,智利從此進入18年的獨裁統治,百萬智利民衆流浪異鄉,而導演帕特裡克·古茲曼也是其中之一。
獨裁政府建立的800座秘密監獄中,有一部分就位于阿塔卡馬沙漠。在稀少的地标碎屑下,人體骸骨的碎片被太陽灼燒成了亮白色。
回憶的萬有引力收束了群星的剖面、龜裂的石刻和風化的骸骨,借由導演帕特裡克·古茲曼的叙述和影像疊印,天體圖片被放大後的紋理與人骨皴裂的時間痕迹顯露出遙遠的相似性。
如果說人體是行星,血液是海洋,白骨是山川,鬥轉星移之後,生命的荒涼隻剩下碳元素的痕迹,重新進入物質的流轉和形式的輪換。那麼,每個人都是關于自己和他人的行星學家。在交織的運轉軌迹中,彼此分享并延續生命的記憶。

這也是古茲曼念茲在茲的永恒核心——“人”。古茲曼在《故鄉之光》之後還拍攝了《珍珠紐扣》和《夢的山脈》,上山下海的三部曲裡巨大建築和遼闊天地總與生生無窮的曆史細節相伴。從地闆、天花闆、牆壁到字母和鉛筆,影像在一次次特寫的放大和疊印的交融中尋找宇宙印記與斑駁記憶的隐喻。


《故鄉之光》的英文名是nostalgia for the light,其中,“nostalgia”不僅是回望的鄉愁或對過去的懷舊,更是一種關于記憶的病症。這個詞是瑞士學者J. Hofer于1688年從德語 Heimweh (思鄉病)意譯過來的醫學術語,由希臘詞 nostos (回家)與algia (痛苦)構成,是在遠方卻無法回歸和不知曉愛人境地的痛苦。這種痛苦潛藏在所有時間的裂縫中,在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裡,它又叫“呼愁”(hüzün)。
當然,古茲曼将自然風景與災難圖景并置的做法也受到了一些質疑。紀錄片提到人的骨頭與星辰同構,都來自于一種名為鈣的元素。

一位成為天文學家的幸存者在浩瀚宇宙和渺小人類的對比中獲得安慰。情緒鋪墊至紀錄片最後,原本在沙漠裡挖掘骸骨的女性被天文學家邀請進入天文台,用巨大的望遠鏡觀察星星。畫面裡她們似乎無比平靜和安心。
這難道是古茲曼在逃避痛苦,是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可恥的”影像變體嗎?其實,紀錄片有其局限性。人們可以接近證詞,那些經曆過酷刑的人可以講述它,但災難它總是象征性和無法被看見的。古茲曼在紀錄片中,正是以沉默的局限之地為支點,躍入情感的無限轉喻,而記憶,離不開人的情感與感知。

星辰的懷舊将記憶的叙述串聯,而記憶作為一項永遠不完整的任務,可能永遠不會完成,但它的不完整正是對曆史的需要。正如我們在影像中無限接近生活一樣,古茲曼用回憶的紀錄去無限接近逝去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