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影少年》(Fonja)是由馬達加斯加最年輕且可能最傑出的電影團隊制作的紀錄片。在為期四個月的電影制作工作坊中，十名來自首都安塔那那利佛最大拘留中心——男子青少年監獄的在押人員首次接觸攝像機。
在學習設備操作規範的同時，這些青少年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影像表達方式。攝像機成為他們嬉戲探索的工具：透過紫色濾鏡、極緻特寫或颠倒視角，他們将熟悉的環境重構為視覺奇觀，用鏡頭具象化内心所想。
這部由年輕囚犯自主拍攝的紀錄片，帶我們走進監獄日常生活的雙重世界——這裡既有森嚴的等級制度與規訓體系，又湧動着群體凝聚力與互助精神。影片通過一個緊密團結的創作集體，講述關于掙紮與夢想的故事，展現他們傾注全部創意、能量與靈感完成電影創作的非凡曆程。
安塔尼莫拉青少年監獄隸屬于"安塔那那利佛中央監獄"，是該地區規模最大的監禁設施。約2600名在押人員遠超800人的設計容量三倍有餘。監獄建築群包含三個功能區：女子與兒童監區、成人監區以及未成年男性監區。80%的青少年處于"保護性監禁"狀态，通常需等待數年甚至永遠無法等來庭審，其中約70%為街頭長大的孤兒。
本次《囚影少年》放映交流由凹凸鏡DOC和遊擊社聯合舉辦。以下為映後交流音頻和文字。《囚影少年》2019年在伊赫拉瓦紀錄片展獲最佳影片，導演為德國女導演莉娜·紮赫，在此也祝福所有女性影像創作者，三八婦女節快樂。
...凹凸鏡DOC：成片經曆了多長時間呢？最後的剪輯由誰決定的呢？
莉娜·紮赫：我是在 2017 年的時候做的拍攝工作坊，當時積累了大量的素材，2018年回到德國以後，開始來剪輯這部紀錄片，這也是我第一次處理這麼大量的素材，人生做的第一個紀錄長片。特别是像這樣的一個項目，我剪的是别人拍攝的素材時，可以剪出非常多完全不同的版本，我認為，很有必要跟參與拍攝的工作坊學員再次探讨一下這個事情，于是，我再度回到馬達加斯加，開展了一個紀錄片剪輯的工作坊。
起初，這些年輕人對運用剪輯特效表現出濃厚興趣，比如對素材進行倒放、正放、旋轉等操作，在剪輯中添加大量效果。但這實際上是對素材或現實的一種強行幹預，剪輯的權力并不等同于暴力。
最後成片的剪輯，是我一個人完成的，雖然是跟這個年輕人做了關于剪輯的工作坊，但是，大家一起來剪片，肯定還是有點不現實。在完成剪輯的時候，還是要有一個人來做出決定，這些東西怎樣被展現，以什麼樣的方式被展現。按照怎樣的順序，這個決定是我來做的。
在剪輯工作坊的過程，有三四台電腦，在有的時候，當我剪完幾個鏡頭，就會給這些年輕人看，同時這些年輕人在其他的三台電腦上面，他們也會剪輯一些片段給我看，我們之間會有大量的讨論，互相展示的過程。雖然最後不是他們上手剪輯的，但是，剪輯的過程他們都是有看到的。
凹凸鏡DOC：在觀看的時候我們會感受到自由和壓抑的并存，一種很失衡的矛盾感，您能否和我們分享您創作時的情緒和感覺呢？有沒有哪個片段最讓您印象深刻？
莉娜·紮赫：我們在一起相處了五個月。每天我都去到少管所，把相機帶過去，讓他們一開始拍攝，雖然說是一個工作坊，但是很快大家就發現了樂趣，像是玩遊戲一樣，年輕人把它理解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他們有一種自由的感覺。
或者是說這個相機給他們提供了一種用另外的方式去看待這個周圍的方法，因為畢竟這個少管所也不能說是一個什麼很漂亮，或者是一個很有樂趣的地方。他們能夠用相機去發現一些可能他們忽視掉的東西。
哪怕相機提供了一種可能，讓他們短暫地忘記了自己現在是身在監獄的這個事實，就已經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了。
在整個過程中，我目睹這些年輕人逐漸萌生越來越多的想法，心情十分複雜。因為這些年輕人原本極有可能擁有良好的發展機會，卻長期遭到忽視。就算現在在這個監獄裡面，其實也沒有那麼多人會來。他們都是犯過事的人，有很多的官司，其實都還是在等待當中，沒有人在法律上去幫助他們。
這些都是題外話，因為在《囚影少年》裡面其實沒有那麼多的得到體現。這些年輕人遭遇了何種社會問題，又是如何被忽視的，這些内容幾乎都可以成為下一部電影的創作構思。
凹凸鏡DOC：訪談部分是如何做的呢？
莉娜·紮赫：這個電影裡面的訪談部分有好幾個片段，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一個男生（拉哈裡蘇阿）是比較強勢，喜歡去領導别人，他之前就在做那個劇場項目。在做這個訪談的這部分内容的時候，他的訪問的态度和方式就很像一個法官，就是在法庭上的那種感覺。這個片段或者是有幾個這樣的片段，相機就變得非常的有攻擊性。
我作為導演，也是在現場，有的時候是比較歡快的，有的時候是有比較嚴肅的，但是不得不說相機的天然蘊含的權利。即便是一個完全沒有用過相機的人，他隻要把相機拿在手上，就立刻可以理解這種權利，可能會潛移默化的去運用它，因為他可以把被采訪人放在了相機前面，提問的人在相機後面。
我觀察到這個男生，他自己不願意去相機前面，他就想在相機後面，去提問。因為這個項目它持續的時間很長，所以在整個項目裡面，這個訪談的環節是這些青少年自己提出的，大家都是自願來參加這個訪談的部分，而且坐在相機前面的這些人，他們都是自己主動要求去坐到相機前面去講述自己的故事。
在這個少管所裡面，大約有五六十名未成年人，少管所規模不大，每天都會發生諸多事情，且環境嘈雜。這些年輕人覺得坐在相機前面去講述的行為，還蠻重要的，有一段時間，有一個安靜的環境是真的有人在聽我講話的這樣的一個行為，也是很珍貴的。
在這個工作坊裡面，這些年輕人怎麼去運用相機這個手法，是有待商榷的。
但這個事情本身，我覺得很重要和珍貴的是，讓這些人真的去說出自己的東西。還有一些片段是有一些年輕人，他是坐在這個鏡頭前面。手上拿了一個寫了故事的本子，把它讀出來的，相機給你提供一個通道，讓你去講述自己的故事，而且沒有人去評價你的講述，比如說被采訪者念的那些故事，沒有人去問，你講的這個故事是真的還是假的？
包括像這些在鏡頭前面被提問的年輕人，他說他自己的那些故事，也沒有人去翻他們的這個檔案，說你現在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畢竟是在這個工作坊的情況下進行的訪談，也有很多人是不自覺地把自己帶入，比如說法官的角色，可能他以前看過這樣的電影。
可能也處在一種他們自己都說不清的，到底是在表演呢？還是在真的去說的這樣的一個狀态裡面？那這也是一個蠻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充滿了模棱兩可的性質，你如果不脫離語境來看斷。你會思考很多的。在鏡頭前面人，他也是有權利去說謊，雖然他是被提問。
...凹凸鏡DOC：那其實我們最後一個問題，也就是其實主創的幾位青少年，他們未來都有電影相關的夢想，那您之後還會和他們有合作的想法嗎？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您接下來的創作計劃呢？
莉娜·紮赫：當時在做這個工作坊的時候，很多人都是對這個技術或者說對拍視頻這個行業非常的感興趣。也特别特别的有熱情，有很多人想以後要是出去了，給别人拍那種什麼音樂錄影帶。因為視視聽技術它還是可以運用在很多地方的，或者是當網紅什麼的，反正有很多這種夢想。
不得不說，整個社會的大環境還是會對這些年輕人造成很大的影響，有很多人他出獄了以後還是可能回到以前的朋友圈子，大家都知道這樣的一個循環，他可能又回到街上去當小混混。
要從自己的圈層裡面這樣跳脫出來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我自己和這些人肯定會保持聯系。看以後能有什麼東西一起來做。通過這個工作坊的方式，這些年輕人也會通過影像自己去講述自己的故事。
我目前正在開展一個項目，聚焦于美國監獄中一名被單獨關押的犯人的故事。我十分感興趣的是，這種環境會對被關押者的思想和精神産生何種影響。
主創介紹
...拉哈裡蘇阿·西特拉卡尼亞伊納
Raharisoa Sitrakaniaina
西特拉卡14歲時入獄。自那以後，他承擔起多項職責并開始獨立組織活動。作為兩個監舍（宿舍）之一的負責人，他負責指導舍員、調解内部矛盾并向獄警彙報重大問題。他組織諸如為囚犯代購外部食品等小型事務委員會，并經營"遊戲桌"業務——通過收取小額費用向他人出租紙牌。
自2016年起，西特拉卡組建了約15人的劇團，每半年向其他囚犯表演他們原創的戲劇作品。他還組織夜間監舍内的自主布道活動、故事分享會和詩歌即興創作比賽。
在電影拍攝過程中，他既是攝影師，又參與制定日程安排、主持采訪工作，同時還是鏡頭後的重要叙事主體。2021年刑滿釋放後，他希望繼續從事電影行業，擔任攝影師/電影攝影師及導演工作。
...阿德裡亞諾·拉哈裡森
Adriano Raharison
阿德裡亞諾16歲時入獄，于今年四月獲釋。作為獄中較年長的囚犯之一，他過去常通過繪畫、卡通創作，以及為各類監獄活動公告設計标識來消磨時光。在項目執行期間，阿德裡亞諾專門負責攝像設備的技術操作，包括鏡頭選換、菜單設置，并根據拍攝内容決定最佳取景角度與畫面構圖，這些都是他在項目中承擔的主要職責。
...解舒暢（翻譯）
生于重慶，2009年畢業于西南大學文學系。2014年就讀于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自由藝術專業。2020年德國漢堡藝術大學電影系研究生畢業，師從維姆·文德斯，安格拉·夏娜萊克。自2013年起以筆名華士曼發表影評，戲評于《看電影》《北青青年報》等報刊雜志。2014年起作為獨立電影人和影像藝術家生活工作在德國和重慶。2016年首部紀錄片《動物園》入圍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瑞士尼翁電影節、漢堡國際電影節、慕尼黑國際紀錄片電影節，2020年紀錄長片《雲陽》入圍FIRST青年電影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