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鄰”的主題下說到鄰裡，以色列的集體社區體制——基布茲，一定算得上是社會公正理想的典例。基布茲(קִבּוּץ/קיבוץ Kibbutz, 在希伯來語中意為“聚集”），是一種結合了社會主義和錫安主義的集體烏托邦。第一個基布茲德加尼亞(Degania)，于1909年由猶太錫安主義先驅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伊休夫建立。一百餘年過去，從最初的一批不願繼續流離的猶太青年懷抱着理想建立和加入基布茲起，到他們也開始重蹈一些人性覆轍，新生代出生、離去，人們又回歸并摸索新的路徑……基布茲實驗在一些人眼中或許已經失敗，但對很多人來說它又是仍未死去、在向未來積極生長的。下文為猶太導演弗萊利希于2013年12月在韋斯特波特的以色列聖殿舉辦電影放映前夕，所接受的《猶太紀事報》(Jewish Ledger)采訪。本季度“鄰居”主題影展中，我們将在3月27日(日)晚，一同賞析、讨論她的《創造屬于我們的生活：基布茲實驗》，從她對三代基布茲居民的采訪中了解這一段複雜的曆史。
...對話托比·珀爾·弗萊利希
記錄片導演審視基布茲——過去、現在和未來
Conversation with Toby Perl Freilich
Documentary filmmaker examines the kibbutz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作者｜辛迪·明德(Cindy Mindell)
翻譯｜林新鈞、徐思行
編校｜徐思行、王竹馨
本篇字數 3375字，閱讀需 5分鐘
導演托比·珀爾·弗萊利希是一名自由電影制片人和作家。她是波蘭大屠殺幸存者的女兒，在紐約一個講意第緒語的家庭中長大。
弗萊利希共同制作與編劇了紀錄片《隐秘的生活：二戰期間藏起來的孩子和他們的救援者》(Secret Lives: Hidden Children & Their Rescuers)。該片被安德魯·薩裡斯(Andrew Sarris)選為2003年十部最佳非虛構電影之一，并在HBO/Cinemax播出。該片還因“肯定了人類精神的最高價值”而獲得克裡斯多夫獎。弗萊利希曾獲新聞與紀錄片艾美獎最佳編劇獎提名，而《隐秘的生活》被提名為最佳曆史類劇集。她也是獲得艾美獎提名的《抵抗：猶太遊擊隊不為人知的故事》(Resistance: Untold Stories of Jewish Partisans)的聯合制片人——這是一部由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出品的獨立紀錄片，于2002年4月在美國播出。弗萊利希是《前進日報》(the Forward)和《平闆雜志》(Tablet Magazine)的特約作家。
弗萊利希2012年的電影《創造屬于我們的生活：基布茲實驗》追溯了基布茲的曆史與矛盾。這個社會、意識形态和經濟運動在巴勒斯坦逐漸成為以色列之時，定義了巴勒斯坦之何為。她接受了《猶太紀事報》(Jewish Ledger)的采訪，講述了不斷變化的以色列是如何影響這一烏托邦運動的。
...CM=辛迪·明德(Cindy Mindell)
TPF=托比·珀爾·弗萊利希(Toby Perl Freilich)
CM：你是如何對基布茲運動産生興趣的？
TPF：我姐姐從1968年起就一直生活在以色列，1972年結婚後搬到了提拉茲維(Tirat Tzvi)，一個笃信宗教的基布茲社區。她的五個孩子在那裡出生，現在她的五個孫輩住在她生活的基布茲社區，三個住在另一個信教的基布茲。7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看望她時，我才14歲，基布茲看起來和今天的非常不同。當我的大侄子出生時——他現在40歲，是兩對雙胞胎的父親，都在他生活的基布茲出生——他仍然睡在公共的嬰兒屋裡。在他四歲的時候，他們廢除了兒童房——所有的基布茲都這樣做，從70年代開始，直到1994年最後一個兒童房被關閉。轉眼40年過去了，我的侄子仍然住在他出生的基布茲。他是一名律師，他的妻子是一名醫生；他們都在基布茲之外工作，這是聞所未聞的、全新的基布茲模式。公用食堂一年365天都不供應三餐；社區裡有一個收銀機，這是從居民的預算中扣押的。
...總之，基布茲是一種我熟悉的制度。拍攝的想法是在2004年時萌生的。我想拍一部具有廣泛曆史意義的電影。
從一百年前算起，以色列現代曆史的每一處都與基布茲制度相交相連，這是電影的切入視角。我越是仔細看這個故事，它就越是充滿了難以置信的諷刺和悖論，而這個美麗的人類故事仍然在以一種非常戲劇性的方式上演。大多數非宗教性的社區運動都無法存活過三代人的時間，而我們正在進入基布茲的第四和第五個世代。基布茲得以維系的秘密是适應能力。基布茲從來不是将自己與社會其他部分隔開的烏托邦社會，而是一直在尋找一種方法，為整個國家的需求服務。但是，不斷地适應可能意味着消亡，這就是這個故事吸引我的原因：在一種制度變質為與最初不同的、不再是你試圖保護的東西之前，它能承受多少變化？
我想拍攝一部主題不是關于阿以沖突的以色列電影，來告訴人們分配正義的問題仍然與我們息息相關，這個國家正在進行深切的抗争，而人們究其一生都在為這些問題奮鬥。
在研發和完成影片的七年裡，很多人開始搬回基布茲。現在它呈現出一種全新的模式，不再是你祖父一代的基布茲了。它已經開始改變，年輕人正讓它煥然一新。他們對城市生活和内卷競争不滿，想為他們的孩子選擇一種田園式的、更簡單的生活方式。
...CM：在制作這部影片的過程中，有發現什麼令你吃驚的事情嗎？
TPF：我遇到的所有以色列人，特别是住在城市裡的，都問：“你為什麼要拍一部關于基布茲的電影？” “這太無聊了，基布茲不是已經死了嗎？” [我的拍攝讓]他們很驚訝，而他們也很讓我洩氣。然後我去了這些基布茲，在那裡遇到的老一代和年輕一代們都緻力于基布茲的概念。對他們來說，基布茲非常有活力。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正在尋找一種方法，讓它再次變得有意義，而且不僅僅是為他們自己，而是為他們的以色列同胞。我對此非常感動，特别是因為我有在美國生活的背景，在那裡每個人都在探尋意義，但隻是在自己生活中的，而這些人正在尋找讓他們的同胞過得更好的方法。
2011年夏天，[這部影片]快要完成的時候，當時特拉維夫和紐約的街頭上發生了兩件有趣的事情：一個星期六晚上，在羅斯柴爾德大道上，一百萬以色列人站了出來進行社會抗議，說國家需要社會正義。在紐約，卻幾乎沒有幾個人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進行抗議。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特别鮮明的對比，它反映了兩個國家的建國精神。在以色列，建國原則是平等和社會正義，這些想法仍然十分鮮活；而在美國，建國理念是自由和無政府幹預。盡管我們剛剛經曆了一場可怕的經濟動蕩，也盡管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有明顯的問題，但人們并不願意大批站出來，進行抗議。2012年在電影的首映式上，有許多觀衆，我們也在問答環節中提到了社會正義的問題。
...當我開始這個項目時，我以為我會發現所有的老一輩對基布茲運動的變化感到心碎、失望，而年輕人則不顧過去或創始原則，一頭紮進未來。建國一代告訴我，“我們命不久矣；這是我們創造的社會，因為這是我們想要的生活，但我們的子孫需要弄清楚他們想要什麼樣的生活，并創造那樣的社會。”
我在影片中拍攝了這樣一個年輕人，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高科技企業家。他告訴我，“僅僅是我的孩子有幹淨的T恤穿是不夠的。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幹淨的衣服穿。”他希望他的孩子在一個能學到這些價值觀的地方長大。這就是他們要創造的社會；對他們來說基布茲是為他們所用的，而非相反，這與老一代人的态度不同。
在以色列，即使“我一代”(Me Generation)想要過上舒适的生活，想要喝卡布奇諾而不僅僅是一杯咖啡，他們仍然對分配正義的問題感興趣，想要确保其他人的孩子也擁有他們的東西。
...我希望我的觀衆能夠理解基布茲制度在以色列社會中的複雜性，并看到這一實驗的大膽性。馬丁·布伯說，“基布茲是一個尚未失敗的實驗”，我深以為然。我認為，基布茲和創造它的人一樣好，生成它的社會和人有多好，它就有多好。
CM：你發現的一些主要變化是什麼？
TPF：舊的以色列像是一名古銅色皮膚的超級士兵，而基布茲尼克是這一形象的代表。基布茲尼克是戰鬥部隊的成員和軍事精英，其人數遠遠超過他們的人口。如果你看看現在擁有高科技産業的新以色列，基布茲人通過與他們的人口極不相稱的産業對國家的GDP做出了貢獻。諷刺的是，有時隻有最富有的基布茲人才能負擔得起這種純粹社會主義模式的無效率生活：在社會主義的角度下最為傳統的一個基布茲，一年365天在食堂提供一日三餐，不用付錢。他們是一個富有的基布茲，坐擁一個數百萬美元的産業，因此可以承受社會主義的低效和浪費。
舊制度是家長式的、沙文主義的、集權的，傾向于極權主義與鐵腕，沒有提供個體或個人的自由。如果你生來就是藝術家或學者——某個不符合基布茲模式的職業，或者你不想在田裡或工廠裡工作，你就會很悲慘。基布茲人知道，如果他們想留住他們最好和最聰明的人，或吸引年輕一代回來，他們必須允許不同的模式，允許他們的孩子追求不同的工作。他們明白這對基布茲來說可以是獲利的。我想探索這種新模式。
...隻有少數幾個基布茲關閉了，大多數磕磕絆絆地苟活着。在270個基布茲中，有四分之三或多或少地被私有化。他們與資本主義魔鬼結盟，采用差别工資，這是我影片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在過去，基布茲按照“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運作。他們不區分工作的價值，但每個人都為這個有機社群做出貢獻。無論你是在田裡施肥、管理餐廳還是在工廠工作，不會有人說你的工作比别人的更有價值。這導緻了生産力的缺乏，特别是當基布茲開始工業化時，一些人就會占這個系統的便宜。許多基布茲的财政狀況不佳，無法再維持這種模式。所以他們制定了一個适度的激勵措施，在收入中反饋出勞動的價值。
有些基布茲幸存下來，有些茁壯成長，有些仍在蹒跚前行。基布茲是為了養活人而建立的，多年以來，他們真的是在養活一個饑餓的國家。他們提出了一個效率極高的模式，當沒有食物的時候，他們發展了農業技術，并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許多人在經營工廠，以保持他們自己的居民就業，但在生産人們需要的産品方面卻效率低下。所以他們不得不從這種農業模式轉型。大多數基布茲仍然維持着農業生産，但如果說農業曾經占他們收入的85%，現在則隻占15%。他們仍然有田地和土地，但這不是能維持他們收入的東西。
令人感動的是，我總有遇到極具理想主義的人，他們完全蓋過了我不斷從他們在城市的親戚那裡遭到的嘲諷。他們真正糾結的是如何找到一個新的模式。他們相信他們生活中潛在的社會正義精神，卻依然發問：“我們怎樣才能讓它在21世紀成為一種緊要的精神，并給年輕人提供一種基于社會正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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