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導演阿倫·雷乃(Alain Resnais)與文學家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合作的電影《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1959)與同時期的《四百擊》(特呂弗,1959)和《筋疲力盡》(戈達爾,1960)并稱為法國新浪潮運動的三部開創性作品。它們共同打破了傳統電影的叙事規範,引入了新的美學探索與哲學思辨。《廣島之戀》以其非線性叙事、詩意蒙太奇和哲學化對白,将電影由純粹叙述的工具提升為對存在、記憶和曆史進行深刻哲學反思的媒介。
從存在主義哲學的視角來看,影片深刻揭示了人類的存在處境:人是被記憶定義的存在。記憶不僅僅是個人的回憶或曆史的記錄,更是構成我們個體身份與意義的重要因素。然而,影片強調的記憶是深刻、持續的創傷。主人公在廣島的遭遇和她的個人曆史(少女時代與德國士兵的禁忌戀情,二戰期間法國與德國的敵對關系)揭示了創傷記憶的根本特質:創傷是無法擺脫的存在之痕,它并非過去,而是一個持續不斷地闖入當下的事件。

影片中反複出現的空間的酒店房間、河岸與酒吧,被設計成迷宮般的意象,象征着人類在記憶的複雜性和不确定性中的迷失。酒店房間作為私人空間,呈現了個體情感與欲望的内在沖突;河岸與酒吧則是公共空間,承載着集體曆史與文化創傷的痕迹。角色們反複徘徊于這些空間,試圖尋找出口,然而卻不斷被回憶折返。這種空間的循環往複隐喻了人類存在于記憶與遺忘之間的矛盾狀态:我們渴望遺忘痛苦,卻又因創傷的深刻烙印無法真正擺脫記憶。

聲音設計中突兀出現的敲擊樂,直接強化了創傷記憶的本質:“它總是在我們最為平靜、最不設防的時刻闖入,揭示出人類精神創傷的持續性與突發性”。這種聲音設計不僅僅是一種聽覺體驗,更是揭示了記憶的不确定性與不可預測性。記憶并非靜态的回憶,而是一種動态、流動且不斷沖擊個體意識的力量。


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态即為“在世存有”,我們始終置身于曆史與記憶的關系網絡中。《廣島之戀》則以電影語言呈現了這一觀點:主人公的身份與生命意義都被曆史創傷與個人創傷的記憶所定義。他們彼此沉淪的速度與強度,反襯出創傷無法被真正撫平的深度。“忘記彼此”并非浪漫訣别,而是對戰後世界“選擇遺忘”姿态的諷刺,遺忘并不會讓夜晚結束。男女主人公試圖通過情欲和愛情觸及這種創傷,并發現情感的深刻隻能更加凸顯創傷的持久與無法回避。這種情感與創傷之間的辯證關系,正是人類存在本身的困境。
影片提出的遺忘問題更是體現了存在主義哲學對人類困境的深刻洞察。遺忘看似是解脫創傷的途徑,卻不斷失敗,并使得人類更加深陷于記憶的迷宮中。遺忘與記憶構成了一種不可調和的悖論:我們渴望遺忘是為了擺脫痛苦,然而遺忘的失敗反而證明了記憶的絕對性。這種存在困境正如薩特所言:“我們注定自由,也因此承擔了絕對的責任”,影片以詩意的方式表達了我們對記憶和曆史的絕對責任。


電影結尾主人公的離别 “我們不會再見了,除非戰争”,指出人類與曆史創傷之間的宿命關聯。曆史創傷并非單純的過去事件,而是存在于人類記憶與文化意識中的一種持續性狀态。戰争不僅是曆史事件,更是一種人類文明與個體生命共同承擔的存在之痕。電影以此哲學命題提醒我們,唯有直面記憶與創傷,我們才能真正理解自身的存在狀态,而這種理解也正是我們與曆史和存在不斷對話的基礎。《廣島之戀》由此以電影哲學的力量,構建了一個既私人又普世的記憶迷宮,在個人與曆史、愛欲與創傷、遺忘與銘記的辯證交織中,深刻呈現了人類存在的悲劇性和詩意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