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針對院線成片。
在當下選擇這個題材無疑是一種可敬的勇氣，而觀衆也因此看到了勇士的慘狀：被拖延、改寫，甚至去接受一些原本違背原則的東西。
可以從某種程度上發現本片與《藥神》的相似性：存在一個相同的一個邊緣人群（病患）共同體、一個為這個人群奮鬥的孤膽英雄式人物，人物為此作出犧牲，最終改變了體制。與之不同的是，《藥神》的人物是灰色的，承擔的是違法犯罪的代價，做的是販藥救人的實事，因而作為一個健康人，徐峥能夠自然而然的自洽于這個共同體中，與他們命運與共。而白客，一個記者，撤銷了一開始揭露乙肝代檢的稿件，轉而希望（或者說要求）乙肝患者們向他坦白自身受到歧視的遭遇，自己将這種情緒（甚至不是受歧視的客觀事實：受到了何種歧視、怎樣的歧視，而是一種極易引起人同情和忽略重點的情緒）擴散出去，憑此就能改變患者的處境。這不能說是一種天真，而是近乎一種殘忍；而他所受的代價，僅僅是失去了在體制内報刊工作的大好機會。
記者在本片中最終被定義為某種底層結社的二手意識領袖，逼迫着邊緣人群站出來，而毋顧他們站出來的代價。本片選擇“反歧視”作為中心任務，實際上是一種極其險惡的詭計：一方面，電影中所有的被歧視困境基本都是體制與法律層面上對乙肝患者的不準入政策，但記者所要對抗的，卻被統統偷換成了普通人對于一種不甚了解的疾病的惡意。因此，記者本身成為了底層壓迫底層的工具：他不對準造成矛盾的核心問題，不要求改變一系列不合理的規定，不要求社會提供對于乙肝疾病應有的知識普及；而是要禁止這種因為教育缺位、政策不公、管理缺失引發的大衆對于疾病的恐懼和惡意，乃至取消人們為自身安全擔憂的權利；把惡的産生和擴散、以及最終解決策略，統統鎖定在了受害者和潛在受害者——也就是普通人當中，并且要求他們自己自發改變，以及承擔後果。另一方面，記者因而失去了他應有的銳度和尊嚴，一個嚴守事實的态度是被貶低和不尊重的，甚至會淪為多數人惡意的幫兇。因此，這種職業操守的缺位和被替換，使得本片所描述的記者的核心行動欲望，或者說，記者的本質，不得不從屬于一種樸素的、無處發洩的同情，從而近乎煽情和虛假。
最後，記者最終成為了某種煽動者——而這正是互聯網時代人們對于輿論、意見領袖的樣貌的基本理解：抛去事實而直抵共情，不問來處而肆意發洩，不問具體的人，具體的處境，卻要改變天地。而底層人，無論是“病患”還是“正常人”，則都是無望的和盲目的，不得不寄希望于這樣的領袖身上，希望他們挺身而出，用某種溫柔話語，去感動那個above us。這不能不讓人毛骨悚然。尤其在一種社會重大疾病行将結束的當口，去攻擊一種對于疾病的樸素的、來源于無知的恐懼，無疑是要驅趕人們，趕緊忘記這種疾病，忘記因此遭受的不公和痛苦，乃至以上的東西。
對于一個價值觀最大的侮辱和損害和侮辱，不是忽視、封禁和污名化，而是偷換概念，再加以歌頌。不止不休，本應是一種雙關：一方面簡潔地代表人文精神的某種操守、持續性和生命力；一方面某種暗指什麼“不止”，什麼便不能“休”。而本片所呈現的，正是英文譯名The Best is Yet to Come，一個虛假而造作的幻想，哄人入睡，而讓你忘記那雙推動搖籃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