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可在我的B站和Youtube頻道「小玄兒的深夜聊碟」觀看視頻版，歡迎點擊）
...Part 1: 關于女性與母親的議題
相比「掮客」這個陌生的中文詞彙，
我們可能更容易理解影片的英文名 Broker —— 中介。
就像房屋中介和貸款中介一樣，
影片把交易的對象換成了嬰兒。
我會有意識地避免使用「人口販子」這個詞，
是因為影片中的一切人物設定和劇情發展，
都在講述故事中的嬰兒中介與人口販子的不同。
（以下内容涉及劇透）
如果簡要概括一下劇情，
整部影片看起來就像是一場，
烏托邦社會才會發生的犯罪。
故事裡每個在法律意義上的「罪犯」
既不是為了傷害别人，
也不是為了掠奪金錢，
而是為了成全别人獲得更好的生活。
未婚少女素英為了讓孩子不被搶走而殺死了孩子的生父。
東秀（東洙）為了讓棄嬰不在孤兒院裡長大而成為嬰兒中介。
尚賢（相铉）為了讓交易可以順利進行而惹上了殺人的官司。
故事裡的執法者更加溫情，
在不斷自我質疑的同時，
還為犯罪者安排好自首的後路，
以及未來融入社會與孩子相聚的機會。
這裡的犯罪者們沒有惡意，
這裡的執法者們充滿同理心。
每個人都試圖理解身邊的人，即便是在謊言之下。
影片從一個雨夜開始，
在一個明媚的夏日結束。
過程中充滿了是枝裕和式的「電影時刻」。
太陽雨下的道歉，
人物關系自然地靠近。
洗車房裡孩子的鬧劇，
不是一家人卻勝似一家人的歡樂時光。
為期三天的公路旅行，
逐漸明朗的結局，
人物之間的相互救贖。
片中我非常喜歡的一場戲，
是素英答應對每個人說感謝的話，
東秀（東洙）要求一定要關上燈。
在黑暗中說話的素英，
不再僅僅是羽星的媽媽，
而是成為了所有人的母親。
代替了東秀和海進的媽媽，
甚至是相铉的媽媽，
感謝每一個人的出生。
這也是是枝裕和的電影
從《海街日記》、《小偷家族》到《掮客》一直以來的主題。
當社會和家庭的出身不夠完美的時候，我們該如何自我療愈。
Part 2: 從 Baby Box 到孤兒院的争議
電影的開篇，雨夜中的燈塔——
教會設立的 Baby Box 吸引了我。
是枝裕和在采訪中提到，
像這樣的 Baby Box 在日本隻在熊本有一個，
當他聽說在韓國有三個的時候，
就有了去韓國拍攝電影的想法。
不過調查之後發現，
在韓國真正運作的，
目前也隻剩下一個，
和日本的情況差不多。
于是，我在網絡上檢索了一下各國 Baby Box 的情況。
德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設立嬰兒箱的國家，
韓國朱薩朗社區教會 Jusarang Community Church 的牧師 Lee Jong-rak
聽說捷克共和國有一個用于寄放嬰兒的嬰兒箱，
于是，2009年他率先在韓國設立了 Baby Box。
導演是枝裕和在調查中發現，
韓國嬰兒箱接收嬰兒的數量是日本的十倍。
在日本，自2007年5月服務開始以來的15年裡，
西南城市熊本天主教經營的Jikei醫院的嬰兒箱裡，
共有161名嬰兒被留在了日本唯一的嬰兒箱裡。
在韓國，自2009年12月
Jusarang 社區教會牧師Lee Jong-rak
設立嬰兒箱以來的12年裡，
已有1,990多名嬰兒被放置在箱子裡。
...（來源：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aby Box http://www.iabb.info/english/germany1/）
世界各地的嬰兒箱，多是由醫院和教會安置的。
在電影中也呈現了人們對于「嬰兒箱」的争議。
設立之初肯定是為了拯救生命，
但是建立之後也被很多人诟病，
這為母親丢棄孩子提供了機會。
影片中也特意給出了詳細的數據，
比如隻有1/40的母親回來接孩子，
有些就算留了聯系方式也不回複。
在孤兒院裡長大的孩子，
要面臨 6 歲之後就很難被領養的現實。
出身孤兒院的紅人東秀（東洙）
被要求不要回到孤兒院，
因為孩子們都覺得他是傳說，
不希望看到他回到孤兒院工作。
仿佛意味着，這裡的孩子，
會一輩子留在孤兒院裡。
是枝裕和在采訪中提到，
故事中的警察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公衆的質疑。
比如影片的第一句台詞，
女警官秀珍說：“如果不打算養，就不要生下來。”
影片也借助素英的自嘲，
陳述了媒體對此類事件的報道方式：
“釜山賣淫少女文某，
殺害一男子後逃逸，
把孩子遺棄在嬰兒箱。”
正如素英在影片中控訴的
為什麼沒有人責備父親呢？
在這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男性在發生關系和使女性懷孕的過程中的絕對主導權。
以及在發現女性懷孕後又快速地消失和拒絕承擔責任。
素英作為賣淫少女，
本身就是一種被動的狀态生存在社會的邊緣，
即為了生存而不得不選擇用肉體交換金錢。
在被動發生性關系、被動懷孕後、又被要求打胎，
在一系列「被動」的驅使下，
或者說在長期的被動狀态下，
激起了素英前所未有的主動性：
“即生下孩子、殺死父親，
并且放棄成為孩子的母親——
這一強加于她，
她并未做好心理準備的社會角色。”
波伏娃在《第二性 I》中提到：“…她在那裡要麼不服從，要麼犯罪，沒有其他形式的自由，如同衰落時期的羅馬女人隻有以生活放蕩來自我解放。隻要她們的“解放”是否定的，這種否定性便是女人的命運。”
對于素英來說，放蕩（賣淫）、
犯罪（殺死父親）和反社會（抛棄孩子），
成為了她獲取「自由」，
也就是脫離一切強加于她的被動狀态的唯一選擇。
“雌性先是被侵犯，随後被異化…當受精卵在子宮中着床，并在其中發育時，女人經曆更為深刻的異化…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 I》
導演是枝裕和說，在《小偷家族》裡
講述了沒有生育的女性想成為母親。
而在《掮客》裡，
則是生了孩子的女性，
沒有做好準備成為母親。
兩個女性角色就像是一對姐妹，
他希望在電影中，持續探索問題的答案。
導演希望去反思，
人們對于抛棄孩子的母親那些先入為主的看法，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需要被認真對待。
Part 3: 大寫的母親，小寫的身體
——對母親的贊頌，對身體的控制
何為大寫的母親 Mother ？
母親不是一種天性。
它是一個動詞，它總是涵蓋着某些行動與狀态（生育、哺育、養育……）；
它是被政治與經濟多元決定的話語、圖像、技術等等，所共同塑造的集合體；
它是一種可被操縱的模式——
即私有制将社會的責任轉化為家庭的責任，
而家庭意識形态又将家庭的責任轉化為母親個人的責任。
「母親」既可以是主動的，又可以被動的。
對母親這一社會職責的肯定，
總是伴随着一種模式的确立，一種判斷的标準。
她會由衷地說出「感謝你出生，來到這個世界」，
她被期望可以由衷地說出「感謝你出生，來到這個世界」；
她會自願地接受一切強迫的、無酬勞的、家庭内部的勞動——這被贊頌為「無私奉獻」，
她也被期望可以自願地接受一切強迫的家庭勞動……
而大寫的母親——也就是集體意識上的母親，
否定着所有無法遵循以上條款的個體。
而這種被融入集體意識中的後天價值判斷，
使每一位仍然希望成為母親的個體，
時時刻刻地進行着自我的審查、自我的忏悔，
以辨别自己是否仍然是一位稱職的母親。
而無法承受這一強迫，
或因為物質條件的壓力，
而将自己貶損為無法完成這些指令
并放棄這一職責的個體
——就像影片中的素英那樣，
将迎來社會道德（有時甚至是法律）的審判。
這是一種雙重的壓迫。
為何小寫的身體 body ？
大寫的母親先于身體存在，
因為它不以每一個女性主體的意志為轉移。
相反，大寫的母親塑造着每一個主體的認知，
并且作為一種身體的配置（dispositif）
和一種名為「母親」的技藝（technique），
管理及規範着她們的身體。
以現代社會中備孕–懷孕–待産–産後護理–哺育等
這一系列的技術環節為例，
每一環節都要求着身體的順從，
因為這都是「為了你和孩子好」。
這些程序保證着每一細節都可以被量化、被控制，
從而使母親這一技藝得以被規範地操作。
而脫離了這一程序的母親，則是非正常的母親。
因此，由懷孕者自己決定
是否終止妊娠*（rènshēn）即堕胎的自決權，
在治理人口的管理者——或用福柯的比喻：牧羊人——的眼中，
始終是一項難以控制與操作的未知因素，
因而被視為對經濟與政治穩定的威脅。
在上個世紀的中國，
節育環這一裝置——即對身體的管制，
是管理者強加于個體的最直接體現。
而當代社會中，
堕胎權所引發的争議與對峙，
從來都不是純粹的道德或法律紛争——
即現代管理者想讓它看上去的那樣。
Part 4: 現代女性、母親與家庭的更多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反對堕胎是對身體的控制，
但強制堕胎，就像影片中的那位父親/嫖客
和他的遺孀所做的那樣，都是對身體的控制。
“自然隻有被人的行動重新掌握，對人才有實在性：人自身的本性也不例外。”
——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 I 》
素英在嫖客和嫖客妻子，
以及社會輿論對她的身心控制之下，
她是無法，也沒有可能
從女性自然地轉向母親這個角色的。
一切都是被動的，被迫的，被管制的，
她為了獲得個體的自由，
隻能選擇打破社會規則。
在影片的中段，
素英遺憾地說如果早些遇到“你們”就好了。
在她的本能意識或者說社會常規的情況中，
「母親」隻可能是她一個人肩負的重擔，
她從未想過，還可以和素不相識的人一起撫養孩子。
而《掮客》的結局，導演正是給出了一種可能性，
把母親的責任從一個特定的女性身上卸下來，
由更多的非血緣關系的社會人一起共同撫養。
正如影片中的警察、領養失敗的夫妻和嬰兒中介們。
在電影映射的當代社會，
素英重獲主體的自由，
卸下被動責任的同時，
冒着可能再無法見到孩子，
以及被社會規訓的風險和代價。
也許是枝裕和導演是想以這樣的方式，
讓我們去重新思考，
每一個遺棄孩子的女性，
是否該被簡單地
從社會角色和責任的角度去批判。
在這裡我們先放下
賣淫少女、男性避孕、
女性堕胎、父親的消失等等争議性話題。
單純地從悲劇已經發生，
亦或正在發生、即将發生的
女性被動成為母親的境遇來思考。
更多的社會主體——即我們，
是不是可以填補社會對未婚女性懷孕、單身母親的邊緣化，
從内裡去理解從女性到母親的身心變化，
去分擔單一「母親」的社會職責，
尤其是在個體需要幫助的時候。
最後我想用電影中的一個橋段作為結束。
“當摩天輪到達頂端的時候
被蒙住雙眼的素英問，有點晃動了嗎？
東秀（東洙）回答她，沒事，那是因為到頂了。
什麼也看到不到，真可怕，奇怪。”
希望我們現在的社會和意識的震顫，
不是因為我們的自由和權力在當代已經到達頂峰。
未來的我們隻能眼睜睜地看着這個世界不斷下落。
是枝裕和喜歡把鏡頭對準邊緣人
他們是社會的邊緣人、也是家庭的邊緣人。
以前違法犯罪需要越過暴力和金錢的邊界。
今天可能思想和言論也成為了社會的邊界，
社會中的邊界越來越多，界線越來越窄，
你我和邊緣人之間，可能隻有一線之隔。
是枝裕和說他喜歡釜山城市和山脈的對比，
他特意安排人物的罪行與善意并存。
如今在不建議堕胎、不可以放棄孩子，
法律和道德的雙重枷鎖之下。
電影讓我們試圖理解「反社會」行為裡的善，
而我們也更要提防「社會善意」中無行的惡。
感謝你看到這裡
好電影和書一樣值得被反複觀看
歡迎留言你觀看《掮客》的感受
2022年7月10日小玄兒記
如果你喜歡我的文章，
歡迎在 B 站或 Youtube 關注「小玄兒的深夜聊碟」
每周分享新片測評與CC電影藍光套裝
嚴肅影評｜《駕駛我的車》看過這部電影後，你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藍光碟收藏｜雅克·塔蒂 TATI｜景觀社會裡的小人物｜視聽的愉悅與觀看的自由
你的關注和評論，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文章參考資料：
采訪：
是枝裕和戛納首映記者會
是枝裕和 x 古市憲壽采訪
書籍：
《 第二性 I 》西蒙娜·德·波伏娃
《安全、領土與人口：法蘭西學院演講系列：1977—1978》米歇爾·福柯
《身體之重》朱迪斯·巴特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