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一下原型案件就能發現案情是很簡單的，詹周氏常年遭受賭鬼丈夫的暴力虐待和精神霸淩，自殺失敗求死不能後在精神崩潰中殺死并分屍了丈夫。

它能成為民國四大奇案并非因為案件本身有多麼懸疑難解，而是因為案件引發的社會廣泛關注論争和在汪僞國民黨先後兩個司法系統延宕許久的坎坷曆程，以上都需要以詹周氏确實殺死了丈夫才得以成立的，蘇青等人是明知詹周氏殘忍殺害丈夫仍同情她全力為她辯護，而反對方以及先後幾任法官也是清楚她受盡欺淩失控殺人仍堅持判處死刑。正是這樣的矛盾中才折射出了時代變幻和新舊觀念的沖突。

而這部《醬園弄·懸案》偏偏舍本逐末，在根本不存在的懸疑上大下功夫，殺夫案一開始就變成了一樁無頭懸案，但在之後的一個半小時内并沒有任何進展。為了強行推進劇情，電影又搞出一個算命瞎子攪混水，警察局長薛至武的“不信命”竟然成了後續劇情發展的全部動力，因為被警告命格相沖不能碰這個案子，所以在汪僞政權風雨飄搖之際不想着逃命偏要和詹周氏較勁，先是刑訊逼供捏造事實獲得口供把她送上法庭，又用船票賄賂法官才讓她被判死刑，甚至到大廈已傾之時，薛甯願放棄逃亡香港的機會也要去殺死詹周氏。不知不覺間，薛竟然成為了整部電影的真正主角，一個不計利益得失拒絕苟且偷生的命運挑戰者。

而詹周氏則變成了黑警刑訊逼供、法官受賄枉法的受害者，社會輿論的反對也轉向了對疑罪從無的呼籲，例如法院門口抗議者“反對無頭公案開庭”的口号。

導演可能也知道劇情已經徹底跑偏了，所以試圖依靠讓副線西林《為殺夫者辯》的文章貫穿全片來踩刹車，然而如前所述，正是因為殺夫案的确定無疑，社會輿論對詹周氏的同情和支持才有了力量和合理性。魔改的案情之下，過分直白地不斷重複強調實際上并不符合劇情的中心思想更顯得滑稽和心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