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于紀錄片的所謂倫理問題對我們來說從來不是一個遙遠的問題,2023年第41屆香港金像獎的最佳影片《給19歲的我》因其對拍攝對象的剝削已經演變成了一個極具争議的社會事件。不過非常有趣的是,時隔四年再度在Netflix上複播的《黑鏡》卻在這一季第二集《亨利湖》中讨論了這個問題,不過這一集的焦點卻放在了網飛自己擅長的罪案紀錄片上。
這一集講述了主角戴維斯和女友皮雅回到家鄉探望母親,他們原計劃在這裡過個周末,然後去另一個地方完成他們的紀錄片。但是在家鄉的小酒館裡,皮雅從戴維斯的發小斯圖爾特那裡了解到這裡曾經有一個可怕的虐殺犯伊恩阿代爾,他在自己的地窖綁架虐待無辜的受害者并且最終殺死他們,最後被發現後殺死自己的父母并引彈自盡,戴維斯自己的父親作為警察也因為追捕他們時的槍傷而死。
在兩個男人介紹這個事件的過程中,本集在展示這件事的畫面中就已經暗示了這起久遠的罪案作為紀錄片素材的可行性。紀錄片獨有的老舊質感的“真實影像”和從不正面展示人物面部的“情景再現”都凸顯着這種暗示。
果不其然,盡管戴維斯本人一開始因為此事涉及到了自己不好的回憶拒絕拍攝,但在皮雅的軟磨硬泡下最終決定将其成片。而我們也得以看到,劇中的這部所謂的罪案紀錄片是通過幾層剝削完成的。
對于當事人的剝削,是紀錄片完成的第一重剝削
如同劇中所說,戴維斯自己就是這起案件的親曆者和某種意義上的受害者。個人視角的進入也是對于自己傷痛的剝削。其他當事人也經曆着這種掙紮,斯圖爾特的父親反複阻止紀錄片的拍攝,但最終卻作為被采訪者在鏡頭前說出了部分真相。而所謂的真相帶來的卻是更大的創痛:戴維斯最終發現自己的父母原來才是那起血腥案件的元兇,他們是伊恩阿代爾的共犯,并且最終将伊恩一家滅門封口。戴維斯的女友皮雅在這個過程中死去,母親在知道事情敗露之後上吊自殺。
諷刺的是,也正是以上戴維斯包含個人視角的痛苦反而造就了紀錄片的巨大成功甚至還獲得了他自己夢寐以求的BAFTA。通過自己真實的痛苦經曆完成一部影片,這是讓人眼花缭亂的“藝術界”最受到追捧似乎也是最值得嘉獎的行為,但在電影中體現出來的卻是無盡的諷刺,它給當事人帶來的,永遠隻有更深邃的痛苦和更持久的剝削罷了。
不過,似乎對于這些當事人的剝削甚至還遠遠不是最悲慘的。從劇中角色的對話中,我們其實就能看出他們對于這部紀錄片内容的真正興趣,他們調侃着當年的兇手對于受害者各種虐待方式,并且斯圖爾特甚至和兩人參觀完當年的事發地後認為這樣的地方沒準能夠吸引遊客:
而這一切都需要借助“精彩的紀錄片”去完成。随着故事的深入,皮雅發現了戴維斯母親的秘密:原來她的母親的錄像帶裡紀錄着自己和丈夫、伊恩一起虐待折磨受害者的影像。而在她母親發現事情已經暴露,選擇在自我了斷之前,她将紀錄自己實行虐待的那些錄像帶留給了自己的兒子,幫助他完成影片。
對于剝削影像的利用,構建了紀錄片的第二重剝削
在影片中,戴維斯的母親詹妮特戴上誇張的面具,拿着誇張的道具玩樂着驚恐的受害者。這種誇張的性虐影像在事實上已經構成了某種“剝削電影”。在詹妮特人生的最後,她自己多年未啟封的箱子,盡管因為生命将要結束留下眼淚,卻依然帶着笑容觀看那些自己為被虐待的受害者拍攝的照片。而面對那些受害者的影像資料“微笑”的卻不僅僅是詹妮特獨有的,這些紀錄片的觀衆們也同樣享受觀看這些“剝削影像”的“視點”,甚至他們一部分人興緻勃勃來到亨利湖,戴着詹妮特生前戴着的實行性虐的面具,享受着紀錄片所帶來的“精彩”。
事實上,這樣一起悲劇細究起來也是一個成功的故事,在戴維斯和皮雅向制片公司推銷這部紀錄片的時候,被要求挖掘更多的“新素材”,而最後他最後從自己母親手中拿到了錄像帶。這些剝削影像成為了真正讓片子成功的“新素材”。也打開了戴維斯在電影界的成功之路。而那些美麗的亨利湖的遠景鏡頭和紀錄片中它的恐怖神秘也共同成功地為這個“好地方”招來了源源不斷的遊客。
聽起來,以上這些對于受害者、當事人的剝削已經足以作為對于紀錄片剝削本身的批判,但不讓人失望的是,Netflix卻通過對于自身的解構完成了第三重批判。盡管作為一部集綿式的劇集,《黑鏡》的上一集和下一集往往沒有什麼情節和角色上的連續性。但《黑鏡》的第一集卻似乎和第二集有某種内在的聯系,這個聯系中比較明顯的一個地方,是網飛meta自身所創造出的一個鏡像的流媒體公司Streamberry,本集中紀錄片的發行商和上一集故事的重要發生地都是它。
而更深一層内在聯系是第一集就提出了關于“原型”的概念。在第一集中,故事進行了一個叙述上的反轉:以為自己被别人扮演的女主角Joan發現自己也在扮演真正的“原型Joan”。在第一集的故事中,這個故事的真正“原型”甚至并不是最後出現的“真Joan”。而是在觀看這一集的可能也同樣同意了流媒體隐私協議的我們。不過第一集畢竟隻是個喜劇色彩的故事,到了第二集,這層對于觀衆的指涉才發揮出更嚴肅的意義:
Netflix将“紀錄片進行剝削”這一已知的現象作為原型,拍攝了這一集《黑鏡》,完成了第三重剝削。
網飛自己的作品也并不缺少這種“剝削”的現象,據說這一集有影射網飛自己的《怪物:傑弗瑞.達爾莫的故事》,這部也因為其對當事者痛苦的剝削受到了受害者家人的抗議。而整個故事的發生又像極了HBO的紀錄片《紐約災星》,在這部紀錄片中拍攝對象自己在紀錄片說出了自己是殺人案的兇手,這樣的鈎子(hook)也造就了《紐約災星》的成功。這樣的“成功紀錄片”從來不少見,最終在富有自我解構精神的好萊塢成為了新一季《黑鏡》的其中一集,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思考:同樣不過是盈利的商品,這樣一集《黑鏡》和那樣的紀錄片是否又差了什麼?我們在期待這一集的相關反轉以及觀看那些錄像帶中的“剝削影像”的時候,我們和那些真正剝削受害者的兇手以及剝削當事人痛苦經曆的紀錄片觀衆又差了什麼呢?還是這僅僅是不同影像一層套一層的關系?
盡管隔着影像,我們可以通過某種間離看到對于紀錄片進行剝削的批判,但最終這種批判本身也就像最終被劇中虛構中的Streamberry所産出的影視作品一樣變成影視工業産生的一部分。但批判和被批判的對象本身都隻是一種收益的時候,批判本身似乎也變成了一種全新的剝削。而隻有當我們發現那些被我們在影像中剝削的痛苦與掙紮也在凝望着我們時,我們才會明白:抛開影像,回應我們的隻是永恒的悲傷和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