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翻這些年國産犯罪片裡的女性角色。

但凡她要謀财害命也好，傷人騙人也好，哪怕隻是做點法律或公德不太允許的出格事情，劇本通常會先給她安排一段苦情前史。

被老公打了，被渣男騙了，被壞人欺負了，被全世界虧待了，或是要維護某種缺位的正義。這樣一來，觀衆才會點點頭，覺得可以接受。

所以基本上那些女性犯罪角色，清一色都有個直接或間接被傷害的起點，好像不被傷害就不配犯罪似的。

這個模式的潛台詞是，你想拍女性害人是可以的，但你得先證明她或她在乎的人（多半也得是女性）是受害者，也就是得有張入場券，這張入場券叫做苦難。

多年來都是這一套，直到我們看到了《蜂蜜的針》。

袁泉演的支甯，跟上面那些女性全都不一樣，她殺人不是因為誰虧欠了她。從頭到尾，可以說沒有人欺淩、欺騙、背叛她，或者至少沒有把她逼到非得下死手的地步。她隻是看上了一個男人，不想跟任何人分享這個男人，誰擋路她就把誰弄掉。

動機就這麼簡單，簡單到讓人害怕。

這種害怕跟暴力沒有太大關系，裡面那些殺人的場面，無論是浴缸電擊，懸崖推人，還是直接上刀子，論血腥程度，國産犯罪片裡比這猛的多了去了。

但這些犯罪都讓人有另一種不适，因為你在這個角色身上找不到那張入場券。支甯年輕時感情不太順利，如今人到中年做一份農科院的科研工作，經濟條件不差，也有算是說得上話的朋友（還拼命帶她融入社交），沒有受過什麼大的心理創傷，後來查出身患重症但也不是任何人害的，她殺人就是出于偏執和占有欲。

這就觸到了一個很微妙的地方。

我們平時看國産片裡的男性角色幹壞事，都挺能接受的。不需要給他們安排太多的苦情，觀衆自己就能閉環，覺得男人嘛多的是壞人，出幾個大壞種做這些傷天害理的事，那不是再正常不過了。

可是換成一個女人，純粹因為她自己的欲望主動選擇去害人，觀衆的理解系統頓時拉警報了。哪怕電影的叙述邏輯是成立的，還是會覺得腦子裡有個聲音在提醒：這不對，這不合理，這不應該。

許多人嘴上老說想看複雜的女性角色，但到底能接受多複雜？有個上限的對吧。這個上限大概是，她可以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但她必須有苦衷，必須是走投無路沒辦法了才選擇這條路。

可支甯這個角色偏偏不吃這套。考慮到袁泉在本片的妝容，連“瘋批美人”幾個字都不适用。

導緻很多人看完的直接反應是：這女人瘋了。

瘋了這兩個字特别好用，一旦你認定她瘋了，一切就都說得通了，瘋子什麼事幹不出來？咱們也就不用費勁去理解她了，把她歸到精神病那一欄，推到正常人的對立面，安全地在這邊旁觀就好。

但仔細看看電影，支甯真的瘋了嗎？

她跟蹤暗戀的文學老師寇逸，觀察他身邊每一個女人，判斷誰是威脅，然後一個個解決，作案手法周密，時機選擇精确，殺完人還能冷靜地僞裝現場、報警、裝出驚恐的樣子、編造一套謊話、跟各路人馬周旋……這是一個失控的人能幹出來的事嗎？

相反，她可太清醒了吧，甚至可以說是整個電影裡最清醒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知道後果是什麼，然後毫不猶豫做了。

你去看國外作品裡的惡女形象，譜系比我們豐富得多。《殺死伊芙》裡的女殺手殺人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她享受這件事。《珀爾》的女主角是一個在農場裡悶到發黴的女人，她的暴力完全是自發的，不需要任何外部刺激。日韓影視裡那些動辄校園霸淩、謀财害命的女惡人就更不必說了。

但這邊不行，我們的叙事傳統給女性犯罪留的空間極其逼仄。你想壞可以，但你得是某種更大的惡意的犧牲品，這樣觀衆就可以把怒火指向社會和其他族群，而不用面對一個更深層的不适——一個正常清醒、沒被誰虧欠的女人，也可以主動選擇作惡。

換一個編劇來寫《蜂蜜的針》，肯定要給觀衆一個交代。比如女主角小時候被性侵過，被父母抛棄過，曾經失去了摯愛的人，要麼就是經曆過什麼不可言說的創傷。觀衆拿到這個答案，就像拿到一顆止痛藥，吞下去，不适感就消失了：我理解了，她之所以變成這樣是有原因的。

但支甯沒有這顆止痛藥，電影從頭到尾沒有給她的行為提供一個讓你安心的解釋。

你說她的動機是愛嗎？也許是有的，但那個愛的外殼包裹的東西，拆開來全是欲望、占有、控制，近乎冰冷的理性計算。

你可以說她有心理疾病，但電影沒有這麼定性，你也可以說她是反社會人格，但電影也沒有這麼說。它就是把這個人的行為一五一十地擺在你面前，不做道德審判，不提供任何安慰。

很有意思的是，這部電影其實十年前就拍完了，原名叫《沒有别的愛》，因為各種原因雪藏了十年，換了導演署名，删掉了有争議的演員，改了名字，才在今年上映。

十年前拍的東西，十年後看居然不過時，甚至還顯得超前，獨樹一幟，說明并非中國觀衆不能接受這種叙事，而是十年來根本沒有人拍。

這十年裡國産犯罪片出了多少部，光是跟某陳姓導演沾邊的就兩隻手都數不過來了。可哪怕很多故事已經放置在東南亞，可以大範圍地出格和免責，片裡的女性罪犯還是刻闆的，要麼是受害者，要麼是複仇者，要麼索性是工具人。

沒有一個像支甯這樣的，既不受害也不複仇，就是純粹且主動地施暴，不需要任何理由。

這種惡意放在男性角色身上司空見慣，可換成一個女人這麼幹，片子很可能連過審都過不了。

審查當然不會說不能拍女性主動犯罪，但整個創作環境、市場環境、輿論環境，都自動給這類角色加上了一道過濾網。

我們的文化叙事好像對女性有一種很深的不信任，不是不信任她們的能力，而是不信任她們有獨立作惡的主體性。好像女人幹壞事，一定是被誰帶壞了，或是被某種不幸的命運推着走的。

如果你告訴觀衆，不是的，她就是自己選的，沒人逼她，她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很多人接受不了這個。

接受不了的原因也好理解，因為一旦你承認一個正常女性可以主動選擇作惡，那我們關于女性的很多預設就得跟着松動。女人是溫柔的、善良的、被動的、需要被保護的，這些種種預設像一個大氣墊，支撐着我們對性别關系的理解。

支甯這個角色，人如片名，就像一根蜂蜜的針，一針把這個大氣墊紮漏了。

這麼多年沒有人拍《蜂蜜的針》這種電影，不太可能缺少意願或能力，多半是沒有這個膽子。就連這個電影劇本也不是本土的，改編自德國女作家的暢銷書《公雞已死》，而且人設和調性上動得不多，跟原著頗為相近，很多台詞甚至都帶有翻譯腔痕迹，更加能說明問題。

我不知道以後還會不會有人拍這樣的東西，也許國産片很難再有另一部《蜂蜜的針》了。它就是一個十足的異類，恰好在各方面時機都到位時擠進院線，試探我們到底能承受多少真實。

試探的結果呢？首周末票房六百多萬，排片和上座都很一般。

你看，大家還是有點怕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