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小黛
公衆号：抛開書本
72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頒布獲獎名單。最佳影片金熊獎頒給了西班牙女導演卡拉·西蒙的《阿爾卡拉斯》，作為80後導演，這是她的第二部長片作品。
第一部處女作便是下面會寫到的《九三年夏天》，同樣曾入圍過柏林電影節，并獲得2017年最佳處女作獎。并且，處女作是導演本人的傳記電影，和她的童年經曆息息相關。
...《阿爾卡拉斯》主要講述Solé 家族每年夏天都會在西班牙的一個叫做Alcarràs的果園裡采摘桃子。但今年的收成可能是他們最後的收成，因為他們将面臨驅逐。
他們第一次面臨着不确定的未來，并面臨着比失去家園更多的風險。
...卡拉·西蒙1986年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羅那，出生在村莊上一個大家庭。她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了一年後，畢業于巴塞羅那Autònoma大學視聽傳播專業。
随後在加泰羅尼亞電視台組織的一個電視小說課程上學習，又去了倫敦電影學院學習。她的短片在許多電影節放映。2015年，她參加了 Berlinale Talents的拍攝，處女作《Estiu 1993》（1993年夏天）的劇本被選入了柏林劇本創投融資計劃。
...在2017年平遙影展看了她的《九三年夏天》，被它的細膩日常深深打動。
...背對觀衆的告别
阿巴斯有一句話：“有些電影是你看的時候可能會睡着，但你離開之後可能兩星期都睡不着。”
《九三年之夏》就是這樣一部電影，初看之時略顯乏悶，滲透其中，追随人物，欲休還說，幡然提興。當字幕亮起，才恍然大悟。
...這是導演卡拉·西蒙·皮坡的傳記電影。講述了自己童年時在夏天失去母親，始終無法融進新家庭的輾轉故事。觀衆跟着同父異母的姐妹倆一颦一笑變換情緒，時而鎖住眉頭，時而一笑置之。
西班牙夏天緩緩流淌的時光在鄉村恬淡的風光，以及孩童嬌嗔的童真裡越發拉長。兒童的多彩夢境，伴随用大人口紅，姐妹扮演母女的方式渴望進入成人世界，又夾雜着諸多嫉妒和煩惱，一并化作泡沫。
成人世界的煩與憂，在孩童時代提前感知，早熟的性格源于命途多舛的家庭變故，導演抛去大悲大苦的痛感哭訴，用孩子的講述方式去祭奠和回顧。
...清新沉悶的夏天日常，人好似快要昏昏欲睡，但是後半段漸入佳境越發陷在其中。
電影中的弗裡達其實是導演的化身，小演員在片場的日常全都拍進片中，讓人感歎如果全是經過調教，那就太天才，毫無表演痕迹。
而據導演自己申明，小演員真的是在“演”，導演将女孩置身于想要的情境中，讓她自由發揮達到想要的劇本效果，既符合導演的設定又無拘無束渾然天成。
這當然十分考驗導演的拍攝技巧和對演員的掌控功力，将幾乎無經驗的孩子通過一種無聲勝有聲的表演，把細微枝節真實地展現在觀衆面前。單論這點，許多導演做不到，演員自己也無法達成。
而小弗裡達和導演卡拉的配合天人合一，将一個受人排擠渴望關愛的女孩刻進心裡，洋娃娃妹妹安娜在導演鏡頭下盡顯童真。
愛和指責交叉，當弗裡達在母親死亡後送往鄉下這年，她才年僅六歲。
...影片獲得2017年第67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處女作獎，2017年第1屆平遙國際電影展“影展之最”單元最受歡迎影片(提名)，并且代表西班牙參選第90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西班牙也是奧斯卡常客，與之一同競争的是瑞典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的《自由廣場》、羅賓,坎皮列多的《每分鐘120擊》、移民議題的《吉普賽少年》、日本宮澤理惠的《滾燙的愛》和韓國的《出租車司機》，可謂大片雲集，尤為激烈。
...可就如同《九三年之夏》本身的溫和中帶有頑強力量的氣質一樣，打動人的也絕不是類型創新或者紀實震撼，而是一種淺淺的親情召喚和考究的表演細節。
因為母親的去世，讓年紀尚小的弗裡達開始模仿大人的行為舉止，又因為争奪新母親的關愛對妹妹安娜故意使壞。
甚至在某個深夜帶着心愛的洋娃娃離家出走，折返後躲在家外牆角的弗裡達聽着父母的談話，享受着大人們對她的擔憂，又大搖大擺地走回家中，一邊為自己的任性舉動找了個讓人啼笑皆非的理由：“天太黑了！”
...北野武在《小北野武》中，将自己小時候聽聞和經曆的荒誕之事極盡嘲諷之能，一個孔武有力的男導演少年時卻走着不同常路的成長路，書出版後，被譽為“男孩版的《窗邊的小豆豆》。苦楚和逗樂并濟，讀者評論“嘴巴那麼毒的人，也有少年時代啊，簡直從頭到尾都叫人笑破肚皮。”
《九三年之夏》也是導演的私人影像，雖然是個悲劇結尾，但是稀疏平常的孩童較真，澄澈空靈的眼眸，預告着這些苦難在導演的鏡頭下已經轉換成一種客觀現實的展現。
...First影展上德格娜的《告别》也是導演為了懷念逝世父親的一部回憶傳記電影。不同于九三年，《告别》是自導自演，在得知父親癌症後與之共渡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電影更多是回溯和表露，德格娜所有已訴說和未訴說的話都展現在電影之中，希冀在天堂的父親能夠聽到。
“當我媽最後一次沖進病房，我爸臉上充滿了一臉驚喜，就好像他們這麼多年的恩怨從來沒有發生一樣，就像他們第一次相見…”最後呼籲出個體對生命結束和情感新生的體悟。
《九三年之夏》私人而客觀地展現，不将個人情緒拖泥帶水，如果不是最後一行字幕，觀衆感覺在看一部全新的電影，這個小女孩弗裡達和導演沒關系，她有自己的人生觀和欲望的表達，每個觀衆又能将自己童年的部分代入産生共鳴。
...基于真實經曆的影像能引發情感效應，而日本電影對親情和家族的刻畫已然是爐火純青。山田洋次《家族之苦》中母親對父親的隐忍、嫌棄和最後的原諒，無不貫穿在人物不經意的對白或者細節之内。
随地亂扔的臭襪子，在文學班和老年同僚一起讨論小說，家庭會議後的鳗魚外賣，父親酒屋裡和老友的重逢叙舊。
生活化的場景，戲谑的對白，讓人感受到家族之苦，又沉浸在瑣碎的煩悶裡，享受其中樂趣。
小津的《東京物語》，也就是在這些不經意間，讓人感受到電影的魅力。
侯孝賢曾說過：“背對觀衆，創作才剛剛開始。”
《九三年之夏》似乎看不到導和演的存在，每個人代入自己的情感，和主人公徜徉西班牙夏日的炎炎風光，又跟随女孩一起嬉笑怒罵。
這是電影的魔幻時光，也是電影有别于私人記錄的客觀呈現，它讓人沉湎其中，感懷唏噓，又迅速抽離，重看眼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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