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關于中國養母尋找日本遺孤養女的電影。
1935年開始，日本軍國主義集團向中國東北輸送了一批又一批日本農業貧民，稱之為“日本開拓團”。日方戰敗撤離後，開拓團成員也四處流散，混亂過後，許多被抛棄的孩子被中國民衆領養。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後，雙方政府開始着手為二戰時期在華日本遺孤尋找血親。
片中的“女兒”陳麗華便是日本遺孤之一，被陳慧明奶奶領養，并在中日建交後選擇回到日本。影片便從陳慧明隻身來到日本尋找養女開始的。
整個故事像一張緩緩鋪開的畫卷，并不刻意地設置巧合、急着要找到麗華的下落——它隻是試圖撫平觀衆急不可耐的心，向人展示如此複雜的人生。
陪同陳慧明尋找遺孤養女的，還有身為戰後遺孤二代的小澤和留守老人一雄先生。令人寬慰的是，他們都不是為了尋找麗華而設置的“工具人”，影片細心地刻畫了他們每個人所要面對的困境。
小澤的父親是陳慧明奶奶的朋友，也是日本戰後遺孤之一，然而回日本後認親受挫、最終選擇留在了中國，小澤選擇隻身留在了奈良。這個年輕女孩為了生存下來，做過導遊、做過居酒屋服務員、也做過流水線工人......就算看着電視都要一邊做手工活賺取着微薄的收入；客人問起她的口音，她強調自己就是日本人——生存，以及身份認同，是她的困境。
一雄先生是一名退休警察，妻子已經過世，唯一的女兒遠嫁多年。他每天在外遊蕩到很晚才肯回家，并且每晚回家的時候都要伸手摸一摸信箱，然而那兒始終空空如也——孤獨，是他的困境。他把對女兒的思念投射到小澤身上，于是同小澤和奶奶一同踏上了尋找麗華的道路。
他們去找麗華曾經頻頻更換的住址，去找她曾經的老闆娘，去找她信上的朋友和畫上的風景......得到的消息卻并不樂觀。
得知麗華可能已死的那個晚上，小澤發現用來拍了一路照片的相機裡并沒有膠卷，她哭着說：“都白照了。”尚未知情的奶奶安慰她：“那些都留在我腦子裡了。”
這裡似乎有一個隐喻：大概是自從有了對死亡的考慮、并得出人生苦短的結論之後，人總是習慣從時間裡截取、并留下點什麼。拍攝照片便是這樣一個試圖挽救記憶的過程。可這歸根結底是徒勞的，我們越是想挽救記憶，越是發現有更多東西流逝掉了，人面對時間的洪流無能為力。
同樣，人要面對的洪流不隻是時間，還有政治、命運等等，許多情況下，人隻能被裹挾着前行。這片子裡的每一個角色，都是如此。
那麼麗華的下落究竟如何？通過影片末尾的一場祭祀禮，我們或許可以拼湊出一個由于語言不通而生活困難、四處流離，難以融入社會，最終孤獨地死在出租屋裡的麗華。
麗華已死，那麼其他人呢？他們的困境在影片的最後有得到解決嗎？
似乎也并沒有。因為真實的人生即是如此，困境是永恒的。
隻是在這種必然的失落之中，影片沒有全然放棄對人生的那種溫情脈脈的凝視——奶奶與肉店店員語言不通，互相“咩”呀“哞”呀地交流着；奶奶體諒小澤生存的辛苦，所以一有時間從包包裡掏出材料幫她做手工活；奶奶同一雄先生沉默着互相欣賞他們與家人的合影；聾啞人管理員為他們敲響鐘聲；影評的最後三人步行的長鏡頭以及緩緩響起的鄧麗君的歌聲......這些溫柔的凝視，給必然失落的現實塗上了一層治愈色彩。
再怎麼注定失落的人生，總也因為這些溫柔而值得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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