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楼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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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的便是影片中呈现的中国背景。就原著来看，小说的视野显得有些狭窄，它把绝大部分笔墨都用在描述夫妻之间的“暗战”上，似乎跟中国没多大关系，无怪乎有人称这部小说为《包法利夫人》的通俗涉外版。

而电影《面纱》却试图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的战乱中国。“我们想让观众在电影中真正感受中国，感受中国人”，作为影片制片人兼男主角的爱德华·诺顿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

然而，尽管诺顿不惜花费6年时间精心筹备电影的精神值得赞许，但最终结果却不尽人意。

虽然在影片里我们看到了许多历史背景和政治局势，比如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英军杀害中国示威者，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公民游行、排外事件，还有沃特拜访地方军阀请求援助等在原著小说中没有的情节，可是我们仍然无法感知中国这个特殊环境究竟给这个故事造成了多大影响。

看完全片，你会发现即便选择越南、柬埔寨，甚或就在好莱坞影棚搭景，也未尝不可，只要那个地方够穷、够乱，能够让主人翁像白求恩一样悬壶济世就可以了。

影片中几乎没有几个展现当时社会风貌的大全景，而是大部分时间都停留在主人公的寓所、两三条街道、黄包车、老外的会馆等几个固定场所，后来在梅谭府也一样，山与水的画面，略显重复，更多的还是发生在室内的剧情。

诺顿还称，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乔纳森·思潘斯所著的一本《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帮他找到了思路。书中描写了无数外国传教士、士兵、医生、教师、工程师和革命者在300多年中希望“改变中国”所遇到的挑战。

因此，片中的沃特发现，如果他简单地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到中国人身上，是无法帮助他们摆脱流行病的，只有在了解和尊重当地文化的基础上，才能达成行医救人的目的。

诺顿的这一想法堪称独到，但电影中对它所做的诠释，却仍如隔靴搔痒。我们看到沃特对修道院的批判、也看到他为当地居民修建水车的义举，但若说这些就能表现沃特对中国的文化有多了解，实在有点言过其实。

而名模吕燕的客串无疑暴露了此片西方对东方一贯的审美情趣，只能说是一种文化交流的遗憾了。

也许，中国之于这个故事纯粹只是一个巧合，男女主人翁需要的只是一场探索心灵的远行，至于发生在哪里，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