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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推荐星级(7/10)

★★★★★★★☆☆☆

电影改编自埃及作家Albert Cossery1948年的小说《Les Fainéants dans la vallée fertile》,获得塞萨洛尼基电影节第二届最佳电影奖、洛迦诺电影节最佳电影奖以及芝加哥电影节第二届最佳电影奖。Nikos Panayotopoulos是希腊电影中的罕见个体,他是少数能够在不疏远观众的情况下忠于个人愿景的导演之一。《肥沃山谷的闲人们》是Nikos Panayotopoulos的第二部电影,也是他继《鸢尾花的颜色》之后的第二部正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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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富有的大亨和他的三个儿子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宏伟的乡村宅邸中,他们开始屈服于懒惰,不再需要任何工作。寂静变得具有传染性,并蔓延到他们的世界,以至于他们现在就像活死人一样。它们从冬眠中出来只是为了食物和性。一个儿子试图带着女仆离开,但在他离开之前,他感到疲劳占据了他的身体,然后他就在原地睡着了。另一个儿子睡个不停。有没有办法摆脱懒惰的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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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精神衰老、懒惰的男权世界里,只有女仆才代表着行动着的英雄、意志的正能量。在他们旁边的是女仆,她在房子里的日常活动中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并为四个男人提供了色 情服务,为主角们黑暗的心理隧道带来了一线光明,同时又维持了与她的贡献服务于他们的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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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七年里,这些人都因为自己失去能力而被锁在一座大房子里,随着电影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动作越来越少。他们只有在需要和吃饭时才起床。后来,他们又发现连这个都很难做到,叫女佣到他们的房间来负责他们的喂食。家庭中的弟弟,扮演了疯子的角色,他内心深处非常叛逆,渴望看到父亲为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安排的堕落道路之外的一切,他胆怯地表达了离开城市去工作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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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os Panayotopoulos在一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蓬勃发展的早期作品中完成了一部黑色讽刺作品,以怜悯的眼光看待当时的资产阶级,指出了他们的懒惰和颓废。作为布努艾尔电影的后裔,也是希腊电影的先驱,这部电影充满寓言,但从未被困在(它的)时代中,保持了超现实的力量和轻盈的维度,使其成为永恒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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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沃山谷的闲人们》可以被解读为两种隐喻;一方面,作为当时希腊在军政府统治下,人们故意陷入昏睡的社会政治寓言;另一方面,是对资产阶级懒惰的亵渎,因为财富对他们来说是有效的催眠剂。女仆象征着无产阶级,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即资产阶级,对她进行了无尽的剥削和虐待。家庭中的弟弟不停的在两个阶级当中徘徊,作为一个叛逆的悲情英雄,他渴望反抗父亲制定的父权世界的制度-----睡觉,但又囿于自身的能力和身份,只能做出一些形而上的反抗,对整个制度一点也无法撼动。如果说她是正面英雄,那么小儿子就是悲剧英雄。在两个世界(睡眠和清醒、静止和行动、死亡和生命)之间,他仍然要选择“与谁同行,与谁离开”。如果说她是正面英雄,那么小儿子就是悲剧英雄。在两个世界(睡眠和清醒、静止和行动、死亡和生命)之间,他仍然要选择“与谁同行,与谁离开这部电影传承了原著的精神,不以激进直接的方式批判,而是以消极的睡觉(逃避),颠覆了世界的秩序。这群人没有信仰、没有虚无、没有意识形态,有的只是绝对的懒惰,所以是难以战胜的,类似一种精神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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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使我联想到意大利导演马可·费雷里的《极乐大餐》、法国作家若利斯-卡尔·于斯曼的《逆流》......都是描述资产阶级荒淫无度、穷奢极欲的享乐主义表面之下的懒惰和虚无,引发人们极度的厌恶和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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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这个故事意味着什么?1978年的评论谈到了资产阶级的幻灭和衰落。导演本人当时表示,这是一部政治电影,主题是侵蚀社会各阶层的懒惰和散漫。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轻松幽默的解读面前,这部电影的寓言色彩可能已经消退。剧本的独创性和围绕观众的结构严谨的氛围仍然存在。”

------ 玛丽亚·卡索纳基 (Maria Katsounaki)

原著作家Albert Cossery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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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Cossery于 1913 年出生于开罗,他毫不犹豫地夸口说,他一生中从未工作过,除了上学期间,他从未允许自己从下午两点半起床。他的父亲是埃及叙利亚基督徒希腊东正教社区的成员,虽然并不富裕,但对他继承的土地的收入感到满意,也设法避免了工作的艰辛。事实上,Cossery是圣日耳曼和巴黎西岸可怕神话的最后幸存者,因为直到去世前几天,他仍然进行着悠闲的生活:睡到中午,穿得像个花花公子,出去去 Brasserie Lipp 吃饭,然后去 Flore 或 Les Deux Magots 喝咖啡,读报纸,筋疲力尽地观看人群。 当他曾经被问到“他为什么写作”时,他给出了一个极具挑衅性但又令人心平气和的诚实回答:“我写作是为了让我的读者第二天不想去上班”。因此,法国批评家称他为“尼罗河伏尔泰”,他从未对富人懒惰、牺牲工人阶级的行为提出陈词滥调,但他完全鄙视主要通过贪得无厌的消费来推动增长的生产力学说。他是一位独特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美国特工部门在六十年代将他列入可能与共产主义政权有关的人员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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