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因为《重起森林》有限的拍摄成本不允许王家卫重复《东邪西毒》那样对画面的精雕细琢（为此整个剧组在西北大漠待了整整拍了两年），更因为王家卫想拍的是一部捕捉1994年香港城市动感情绪氛围的影片。他并不真正需要完整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内在逻辑贯通的人物心理；相反，他倚重的是人物带着自发性感受的电影化姿态，这也是自处女作《旺角卡门》以来他影片最核心的美学诉求。
在西方电影中，对人物自然主义化姿态的塑造，始于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德·西卡、罗西里尼、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的电影中，角色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摆脱了和剧情紧紧捆绑的束缚，开始出现游离在故事主线之外，甚至与当下环境情节和人物理性心理状态并不相关的姿态化动作（以德·西卡的《风烛泪》中女仆在悲伤中用脚关门的动作为代表）。如是人物极具电影本体性的行为方式在随后法国新浪潮电影中大放异彩，在戈达尔、特吕弗和侯麦等人的电影中，如让-保罗·贝尔蒙多，让-皮埃尔·利奥德和安娜·卡里娜这样的杰出演员将表演和身体姿态融为一体，用身体取代叙事成为影片表意的基础，并由此开启了颠覆好莱坞式方法派表演的新时代。
人物的“姿态性”也是香港电影与众不同的独特性之一。但后者独辟蹊径，在姿态美学观念上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自六十年代起，香港电影借新派武侠片的创立开始起飞，有赖于继承自中国戏曲的传统美学和特殊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它并不强调故事剧情的严整合理与人物心理活动的逻辑贯通，也不会把充满象征意味的表意作为支撑影片构架的核心，而是围绕着动作展现挥发出的情绪性力量大做文章。港片看似充斥了大量由微观剧情触发的眼花缭乱动作，但和京剧舞台上“做和打”的功夫一样，它迅速摆脱了剧情的束缚和叙事目的论导向的因果构架，而聚焦于纯粹身体动作的展现，形成了“忽略结果而注重过程”的电影动作编排美学观念，这就是在七十年代功夫电影蓬勃发展的内在成因。
在功夫片的动作之中，人物进行的不但是肢体对撞，更是一种由招式激发的气场对冲。而“姿态”正是随着如是行动亮相而成为身体的外延，从演员的肢体弥漫而出，填充了银幕上的情绪空间。尽管在外在形式和艺术诉求上，战后欧洲艺术电影和香港商业动作电影几乎是南辕北辙，但内在它们遵循了某种异曲同工式的身体姿态观念：努力摆脱模式化叙事的统治（前者旗帜鲜明地解构和扬弃传统叙事，后者则是潜移默化地将剧情逻辑边缘弱化），而将电影影像引向肢体感官表现的崭新美学方向。
...拍摄第一天，王家卫取消了金城武的所有台词，递给他一个空可乐罐，让后者想象在女友家楼下等候时的样子。金城武把可乐罐子扔在地上，开始把它当球踢，边踢边有点焦急地看向楼上。在随后的拍摄中，王家卫删掉了金城武的绝大部分台词，代之以大段的国语旁白。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金城武在香港街头奔跑，在麦当劳门口吃汉堡，在便利店打电话，在家里吃凤梨罐头，在酒店看粤语长片。他身上洋溢出的带着本真色彩的孩子气和林青霞游走在街头带着强烈方法派气息的神秘中年女性身影相映成趣。当二者终于在酒店房间里度过一夜时，他们之间依然没有对话，一个躺在床上昏睡，另一个则坐在窗台上吃薯条。不是话语，而是二人的身体、姿态和动作拉近了他们的距离。这才是那个王家卫想要刻画的香港城市氛围、炎热嘈杂却又冷峻抽离；人们的情感弥散在空中，时而远离时而又相汇。如是细腻的情绪性感受，王家卫选择通过人物的身体姿态来对它定义。
在影片的下半部分，当梁朝伟和王菲两人出现在画面中时，影片中对于自由姿态的渲染到达了彼时香港电影的顶峰。王菲一出现即是随着California Dreamin’的歌声摇动身体起舞，和梁朝伟身穿警服不动声色的静态身体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除了性别对调了一下，梁朝伟和王菲二人的姿态对比，和上半段林青霞和金城武的反差如出一辙。梁朝伟在后景举着咖啡杯在快餐店柜台前一动不动的“静”和前景人潮如流快速涌“动”的画面，也恰恰是贯穿于《重庆森林》的二种不同性质姿态并行最终交汇的写照。不过，在王家卫的影片中，姿态的展现并非仅仅是让演员摆Pose这么简单。正如戈达尔影片中叛逆的人物个性和颠覆性的意识形态是姿态魅力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在《重庆森林》中动静交替产生的化学反应背后隐藏着着一种特殊人物关系的设置，它使影片形式上的姿态美感不会停止于表面的做作和炫耀，而成为一种美学系统机制充分运作后的成果。
...在《重庆森林》看似随意而轻盈的触感风格下，王家卫将情动的概念细化到了几乎每一个剧情细节：比如当梁朝伟对着毛巾、肥皂、牙膏和玩具熊诉说情感时，这些被拟人化的物件演变为了情动-事物；当王菲潜入他的公寓打扫卫生、清理垃圾、在矿泉水瓶中放入安眠药或者改换罐头的标签时，整个公寓都因为物件的物理改变而散发出了带有她气息的情动，身处其中的梁朝伟仅仅观察到了它们的外在改变——焕然一新的毛巾、重新变为整块的肥皂和改变味道的沙丁鱼罐头，甚至直到他房间的地板被自来水淹没，他都没有接收到这弥漫的情动，而仅与之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他的公寓逐渐演变为德勒兹理论中时空状态模糊的任意空间，容纳了这一切超越线性叙事逻辑的情动-事物。
德勒兹情动理论中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性质-力量”也在《重庆森林》中找到了它的位置。它是情动在抵达客体之前的瞬间状态，既昭示了情动即将在客体存在内部激起的具体反应，又因为它的未抵达状态而残留了各种潜在可能性。在影片中，当金城武一再打开标有时间期限的罐头时，我们看到的是性质-力量不断在事物状态中产生具体化的结果——他不断确认爱情已经结束的实在状态。梁朝伟对待王菲留给他的信件的态度再现了情动/性质-力量之间微妙的区别和后者所激发的潜在可能性：他在加州酒吧久等王菲不至，意识到自己再次无望将勃发的情动转化为情感，他未拆封王菲留下的信件而将它扔进便利店外雨中的垃圾桶，此时我们都以为它将再次像另一封信一样成为悬置的情动，但随后梁朝伟却冲出便利店将已经被淋湿的信取回拆开——这是一张已经被淋湿而无法辨认目的地的登机证，它已经由情动转化为名副其实的性质-力量：我们都知道它即将在梁朝伟和王菲的爱情状态中具体化，但是这具体化的方式却因为登机牌目的地的消失而充满了各种潜在可能性。在电影史上，没有任何一部影片中的情动-事物，能像《重庆森林》中这一封被雨淋湿而字迹模糊的登机牌一样，如此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德勒兹理论概念中性质-力量的本质。
德勒兹之所以将主体情感和客体行动之间的临界情动状态划分出如此细密又具有微观差别的哲学存在，是因为每一个情动状态下的分属概念都会带来感受不同又处在进阶状态的情绪化阶段，它们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正在进行中的哲学绵延状态。我们惊叹于电影人和哲学家之间跨越时空的不谋而合，因为在《重庆森林》中，王家卫依靠直觉塑造了一个魅力无限的德勒兹意义上的情动世界。所有这些微妙的人物关系配置成为王家卫美学系统的发动机，它为人物外化的姿态展现输送了延绵不断的动力，使后者几乎可以脱离肢体的动作，而成为人物散发到空间中的情绪气息外延。这是为什么金城武的奔跑、林青霞的游走、王菲随着歌声的起舞和梁朝伟对着衣柜的喃喃自语，都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感染力，这些姿态超脱本体而融化为空间中情绪化气息的能力，来源于带着王家卫标签的情动世界的整体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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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回看香港电影历史，王家卫是唯一一位真正获得西方电影评论界毫无保留赞誉的香港导演。人们普遍都认为他通过电影塑造了一个融汇了东西方地域文化特色的情感世界，并以此享誉世界影坛。但实际上，将香港电影中固有的姿态化美学观念和西方哲学思想中的情动理论相结合而催生出的潜意识情绪化弥散状态才是他真正的杀手锏，这也是西方精英知识分子们理解并欣赏他的感性起点。
...（首发于《虹膜》电影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