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2日,洛阳街头有位男子晕厥,一名路过的女护士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她按压到自己没力气了,还教路人接力抢救;今年9月11日,苏州张家巷口,有男子持刀伤人,一个碎花裙的女路人拿出折叠伞,猛砸凶徒拼命阻止;去年年底,一男子扮女装进郑州大学澡堂,被女生们合力抓住……这些英雌是真实存在的,没有她们,就不会有《好东西》里,王铁梅帮小叶赶跑变态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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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生命是一种社群传统,从古典好莱坞以来,大家都受惠于它。人们曾经在《七月圣诞》里,阻止了一个聪明的孩子被大老板绑走——他们扔起臭鸡蛋和臭番茄,嚷嚷着哄走了对方——也曾在《卡比利亚之夜》的开篇,把卡比利亚从河里捞了上来。或者,再举个近一点的例子:《芭比》,芭比乐园是玩具们的社群,这是个独立的、有别于现实世界的国度,同时又与我们相互影射,当然,芭比和肯们总是比真人更团结一些。

而《好东西》尝试建立的,是一个新的母系家庭,铁梅、小叶、茉莉,她们基于邻里关系,带着友情和亲情,组成了这个新家,其外延也是个新社群,囊括了她们各自的朋友。在这更年轻的地界,性别规则不能说被颠覆,但至少正在被修改。当然,小社群也处于更广泛的社会之中,比如在街头唱着《明天会更好》的伙计们,她/他们的出场就更突兀,甚至更尴尬,从而提醒着我们:此处有什么刚过去、或者正发生的事情。还有些形象存在于画外,比如铁梅的公众号公司所采访的对象,以及她公司直播的受众,那些面对着《看不见的女性》和“国产神仙水”组合的观众。以及那些更隐秘的问题:“做记者时的王铁梅是什么样的?”这些现实角色裹挟着“艺辉实验”的花园,而接受裹挟,是当代作者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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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好东西》为例,我们正从麻木的念白,走向了对话语的选择,对于普通话创作而言,这是必要的、充满可能性的过渡阶段,而一些更好的华语独立电影里,还存在更自由的说话,比如《before and under》。但是,像我朋友说的:我知道很久没开口的人,她们开口就是这样。

电影里有趣的语言,还发生在餐桌上。大家坐在各自的位置,话头像夹菜一样递过来,无论是铁梅前夫对女儿茉莉、甚至对小叶错位的关心,还是前夫和小马的吃蒜比赛,他们边吃边抛女性主义概念:“我现在知道结构性压迫了,我是既得利益者,需要我送你一本上野千鹤子吗?”引发了茉莉的疑惑、铁梅的无语、小叶的一句吐槽。其实这就是聚餐,你无法挑选坐自己对面的人,更不能常摔碗,那就只能让说话变得有趣些。从室内到室外,小马和前夫手牵手去倒垃圾,然后,小马又上了前夫的车,好玩的是,每次他们上车时,后面的小店门口,都站着同一对恩爱男同,第一回在送花,第二回两个人在闹别扭。而小马和前夫,这对非自愿的男性同伴,他们一路上,都以别致的对话回味晚餐。

正如它是一种群戏,《好东西》在组搭档上面很热心,在救场上也很及时,尤其是当某个人做了错事,她/他就会立刻道歉。我们要称赞邵艺辉对每次争吵的补救,她总是怕人物太伤心,有次铁梅骂完茉莉白眼狼,就赶紧跑到另一个房间里,边整东西,一边对小叶百般关照,让她给茉莉点绿色外卖不要让她吃冰淇淋,仿佛在证明“我是个好妈妈”,又让人从中看到做母女的不易;后来,小叶假装茉莉妈妈的事,在展馆被揭穿,她就紧跟在铁梅身后,可怜巴巴地求饶,突然,铁梅转过头来朝她大笑,方才的灾难,就在这阵无语又心疼的笑声中结束。但之后,王铁梅又为小叶扮成了王铁T。很多时候,无法解决的问题被一次躲藏,一串唠叨,或一套大垫肩西装所缓解,也正是这对垫肩,让王铁梅承担了新的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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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这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但她是我们最亲切的朋友。电影的问题很明显,她想表达的东西太满,而且,前半部分在语言上的平衡,恰恰在后半部分被打破。或许是邵艺辉、以及大部分观众,我们不被允许的表达有太多——其实它们都是最基础的当代情绪——所以她需要把每个场景串联成说它们的契机,“总要有人跟你说对不起”、“我会等你们建立自己的游戏”,等等等等,一直到茉莉和铁梅关于悲观与乐观的论述。文案成为了场景的核心,而非那些持续的、发散的交谈。而且,文案抵消了一些更真挚的反应,一些行为上的保护,为什么朋友相互安慰,不再是通过替你做些什么,帮你打扫房间,带你去逛超市,或者一起写一篇回击的文章,而只是通过对你讲一番好话?这种事情可以发生在微信和小红书上,但它不应该发生在面对面时。

但我可以原谅这些问题,至少对大众而言,背小红书式的进步语录不会有害,反而,看当下大部分的市场电影确实有害。而语录变得进步,也代表主流电影开始联合更多媒介,它在连接自媒体,它在连接新兴的观念,它终于发现了小演员可以不化妆,这本是电影该做、却正落后于时代的地方。或许,可以从王铁梅的记者身份,再说到王茉莉的那篇好作文《我不再幻想》。就像一直有很多小学生诗歌被广泛传播,比如姜二嫚的《灯》和《光》,陈科全的《眼泪》,韩国小朋友文玄植的《密码》,等等,这些作品简洁朴素、口无遮拦,对于网友们,传阅它们就像回想一个更天真的自己。有人会说,“很羡慕小朋友未受语法修正的样子”,而王茉莉的《我不再幻想》,以及她的诸多金句,或许也可以这么被理解。然而,再联想到王铁梅的工作内容,她在工作时对性别议题的自知,和她对王茉莉持续的鼓励,那句又卡通又进步的“正直勇敢有阅读量”,“你可以打人,但不可以撒谎”,我们会意识到,王茉莉的语录也是教育的结果。教育或轻松或紧迫,贯彻于任何可行的情况,写在黑板上的“举报”,几个镜头千钧一发,是最正面的公民培育和师德培训;那个改罩王茉莉的太原小老乡,他则表演了传统教育的有趣之处。

无处不在的性别教育,有时候是一堆生硬的词语,显得很好笑,甚至还无法落实,比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恋爱脑小叶,她问铁梅:“我是不是给女人丢脸了?”但这就像当下的现状,我们正在被渗透,也正在寻找运用的方式。很多我们平时在互联网上寻找、并且加以传播的知识,终于在《好东西》里,成为了维持社群的养料。因此本片的语言习惯,和幼稚的教育现状密不可分,但即使说得再尴尬,也要保持正面说出来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