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现在我将彻底拒绝一切奉承的提议。” “我唯一的女儿要嫁给她从幼儿园起就爱的人，一个哈萨克人，” 导演弗拉基米尔·图尔金 (Vladimir Tyulkin) 如是说，开始讲述关于他家族的故事。他的母亲——塔玛拉·米哈伊洛芙娜·秋尔金娜（Duplyakova）——出生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边缘的一个被遗弃的村庄。父亲维克托·伊万诺维奇成年后被派往俄罗斯基洛夫地区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服役。服役期结束后，伊万诺维奇进入师范学院学习，秋尔金娜则进了兽学院。他们就是在这座城市相遇的。——“好吧，妈妈，塞米自古以来就是她家人的故乡，她父亲的灵魂就依附在这片严酷的土地上。当我母亲87岁的时候，我决定拍一部关于我父母命运的电影。我第一次采访她是在她父亲的坟墓上，也是我带她去的。他们于1953年结婚。事实证明他们的家族非常庞大，统共生育并抚养了三个孩子，我们每个人，无论生活在哪里，终其一生都怀着对我们出生的土地的热爱。”
... 弗拉基米尔·图尔金（Vladimir Tyulkin）年轻时花了很长时间寻找自己的路。高中毕业后，他进入莫斯科捷尔任斯基军事工程学院化学系，在那里入了伍，参军后，他再也没回到过首都。他回到托木斯克大学物理系读二年级，但始终眷恋着他那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故乡，最终，图尔金转学到了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同一系。同年，他开始对诗歌萌发激情，出版了一本诗集，甚至成了第一届共和节“志歌”的获奖者。
“当他们开始在莫斯科年鉴《诗歌》（московском альманахе «Поэзия» ）上发表我的作品时，我以为我会从事文学工作，然而，不幸或幸运的是，我成了一名导演，”——晚间修读期间，图尔金在哈萨克斯坦电影制片厂找了份灯光技术员的兼职工作——这是他电影职业生涯的起点。不久后，他从灯光技术员工作转到了音响工程，担任了助理导演，然后成了音响工程师、副导演……“当我意识到我对电影‘病得很重’时，我选择进入列宁格勒戏剧学院进行学习。”
图尔金的处女作《我会捍卫自己》（Буду защищаться сам）讲述的是一个具有艺术天赋的骗子的故事。弗拉基米尔对心理学很感兴趣，他热衷于在银幕上捕捉英雄灵魂和潜意识中最细微的动作，从而巧妙地颠倒事实。该影片最后荣获全联盟纪录片电影节（Всесоюзном фестивале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х фильмов）一等奖。但是，真正让其名声大噪的是1991年的奇幻电影《蝇王》，它甚至被一些俄罗斯电影评论家列入了20世纪50部最佳影片之列(同在其列的是图尔金的另一作品——《十字架实验》（Опыт креста）)，该片获得了多项俄罗斯电影节奖与瑞士霓虹灯国际电影节银奖。由于这些作品，弗拉基米尔成为了欧亚电影广播学院的院士，同时，在国内，他还担着朱尔格诺夫学院高级教师的虚职。
Ⅱ
在《蝇王》(1990)的开场场景中，摄影机以一只苍蝇的主观视角飞向坐在谷仓中央的主人公的头部。广角镜头强调了对现实的感知扭曲，风格上类似于荷兰艺术家Hieronymus Bosch的画作《圣安东尼的诱惑》或《最后的审判》。
苍蝇无权无势且数量庞大，仿若苏联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大众”形象。坐在“宝座”上的主人公开始拥有统治者的魔力属性（2’39），他的头顶带着帽子——“王冠”，手持木棍——“法杖”，身旁是成群的动物——“臣民”，这样的构图隐隐地为影片引入了关乎权力的主题。
...在这个微型的“生态乌托邦”中，人与其余物种间的和谐状态经由一种被人类中心主义粉饰的平等性所赋予，动物们唯一的权力是平等权，而这种平等被严格限定在老人的“自治区”内：例如，他会令家猫去驱赶流浪猫，因为它们使他在一个月内就损失了上百只兔子。这样一来，同物种间严格的等级秩序就得以被建立（在国家权力机器之外，是“贱民”或“赤裸生命”的集中营，用以标化“我”与“非我”的限度）。
这种自我循环的封闭经济，其能量基础来源于不可计数的苍蝇幼虫——主人公基里尔·伊格纳季耶维奇·什帕克老人用腐烂的死狗作皿繁殖了数以百万的蛆，他热情地以开水消灭它们，用盐腌制，然后喂给家畜，如此反复。这个奇妙的过程被什帕克称之为“苍蝇机器”或“自动化装置”，并将之比拟为国家的运动：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养蝇桶”，桶中的蛆虫即为人民，他们有不同的目标，朝着不同的方向运动——直到暴君的手搅乱了桶里的东西，使他们变得方向如一。这只手的主人不会在乎运动中牺牲的数额，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总是盘算着“还剩多少”：“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人们不能秉持着这样的观念生活......”——老人最后言道。
关于灭蝇器的最后设想变得疯狂：在核试验后的哈萨克斯坦，每年有10万头牛染病死去，还有一些流浪汉……如果可以将这些肉投入机器，他们将吸引到更多苍蝇……
Ⅲ
威廉·杰拉德·戈尔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艘英国鱼雷轰炸艇的指挥官。在充分体验了“战争”这个词所包含的全部恐怖、充分勘察了人类最卑劣品质的绽放之后，戈尔丁说：“任何经历了法西斯暴行猖獗岁月却没有意识到人类邪恶本性的人，要么是瞎子，要么是傻子!”在采访中，他公开承认：“战前我对人的看法很肤浅，很天真，但我经历了战争，它改变了我。战争教会了我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人与生俱来的破坏性和惰性，戈尔丁的所有作品都致力于不同程度地揭露潜伏在每个人灵魂中的邪恶并将其扩大化。
所以，《蝇王》的情节相当典型：一群英国小学生在一次飞机失事后发现自己流落到荒岛上。小说的主人公是年龄从6岁到14岁的男孩，其中一些是教堂唱诗班的唱诗班成员。孩子们快乐又受人尊敬。毫无疑问：对他们的成长和教育是非常负责任的。 最初，男孩们试图模仿成人社会，在岛上建立了“民主政权”。领导者位置的主要候选人是理性且负有责任心的拉尔夫，他提出了一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并将其予以实施。
戈尔丁刻意赋予了这座无人岛天堂般的特征——这里美丽、温暖、到处长满营养的水果，而且没有掠食性动物。也就是说，孩子们拥有过平静而富裕的生活的所有资源。其中一个孩子不无自豪地宣称：“我们不是野蛮人。我们是英国人。英国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需要尽可能表现得得体。”（这里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听到戈尔丁的窃笑）
令人惊讶的是，孩子们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就过渡到了更粗鲁更原始的武本位法则。他们开始真正退化，滑入基础欲望和本能行为的领域。文明的面具很容易被动物的笑面所取代，这种笑容在带有好战动物图案的脸部绘画中得到了象征性的表达。事实证明，男孩们从猎猪到杀害同类只有一步之遥，他们决定毫无悔意地采取这一行动。而现在，杀死那些不符合野蛮部落规则的人已经变得“正常”了。
...戈尔丁通过这个虚构的故事揭穿了两个非常顽固的观点：“人性本身是美丽的，他只是被邪恶的环境教坏了”和“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不知道成人世界的罪恶。”这两种想法都经不起现实生活的反驳。好战的20世纪断然证明了戈尔丁结论的正确性。历史没有教导人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20年后开始），教育没有启发人性（艺术家希特勒），教育也没有拯救人性。犯罪编年史证明，儿童有能力犯下最残酷的罪行。
基督教教义是这样解释的：“人最初因邪恶而患病。这是第一批人堕落的结果。就像遗传病一样，一个人的邪恶会代代相传。对于老人来说，克服自己内心的罪恶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主动了怜悯的心，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此后，克服自身的邪恶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得救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回到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那些在天主教学校长大的男孩也不记得上帝。他们的嘴唇无法发出任何祈祷（毫无疑问，这些祈祷词日复一日地被烙印在孩子们的脑海里）。祈祷仍留在遥远的、可以为人类文明所理解的英格兰；对于这座岛屿，唯有本能。
Ⅳ
我们应该理解，什帕克既是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曾经是一只苍蝇，人民公敌的儿子，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因工作疏忽差点儿被NKVD枪毙”，但同时，他也是斯大林主义的微刻——“一个公正的独裁者”。这是一个尚在自然徘徊的幽灵，一种古老的、由父代向子代传递的诅咒。
英雄被国家游戏所迷惑，似乎不明白他正在复制约瑟夫·斯大林建立的极权，他抗拒他的统治，因为自封的动物之王的父亲受到了镇压。因此，我们遇到了一个奇怪的悖论:一个遭受独裁者行为之苦的人会复制他的管理方法，并认为它们是至高的善。 ——Иван Бортнико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