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里的石碑旁，有好几种绿树，叶子都不相同。针叶的是松树，阔叶的，也许是茶树，或者樟树，我们狭隘的知识面，并不能确定它们的名字。“都是普通的行道树罢了。”那些懒得辨认的人就这么说。但是，如果你非要问：“再看看，还瞅到了什么吗？”你坚持地问他，他才会回答：“对哦，这棵树颜色深，叶子细细的！那棵颜色浅，叶子嫩嫩的！嗯，它们的层次很明显。”
...我见过这样提问的人，她是《旅行者的需求》里的伊莉丝，她教韩国人学法语。伊莉丝的教材是一叠空白小卡片，她会根据学员某刻的想法，在卡片上写一段抒情的法文，让对方念诵。
法国人和韩国人说话，用的是英语，就像此前于佩尔与洪常秀的合作。但是，继《在异国》和《克莱尔的相机》到现在，大家的英语还是很生涩，就像用着一件不趁手的工具，挤出“开心”、“旋律”、“美丽”、“炫耀”、“不满”这些基础词汇，统统都言不及义。伊莉丝的英文也差，但她总是问：“还有什么呢？”所以，她的写作总是失真，她的课程也会雷同。比如一位女生弹了钢琴，另一位叫元珠的女士弹了吉他，当被问及弹奏时的心情，这两个学生的答案一模一样，而伊莉丝写给她们的句子，也完全复制。
...我们悲观地认为，伊莉丝也是个骗子，她像作家一样统一发文案，没有真正贴心的对话，英语是人们之间最生硬的地带，又或许，任何形式的沟通，都只是被妥协的中间地。可虽然语言被阻塞，这种无法相融的中间状态，也制造着清新的空气，它让社交失效，让人们的行为变得笨拙。于佩尔一直都是旅行者，是文化上的陌生人，《旅行者的需求》把这种身份变得更加本质：一方面，文化上的隔绝成为了伊莉丝的生计；另一方面，她在用更陌生的方式，与他人建立传统或非传统的关系，她的旅途和来意都是未知的。
同时，那些本土的演员们，她们面对伊莉丝/于佩尔，表现出的不同的紧张感，形成了人物之间的差异。尽管伊莉丝给了她们同样的礼物，但对方各有各的局促，比如那个弹钢琴的女孩，她总是用笑声来掩饰表述的困难，还在刻有父亲名字的石碑前哭起来，于是伊莉莎拍了拍她，然后举起卡片，以诗人的姿态给她写下一段话。
...元珠是这个女孩的阿姨，当她和伊莉丝对谈时，总是致力于说出标准的词汇。她丈夫更是滑稽，他询问伊莉丝的帽子，耍弄她的圆珠笔，酒过三巡，还抱起吉他，煞有介事地拨起来，弹着哆啦咪发······这是一个介于刻板身份和出格举动之间的人。在散步的时候，他甚至对着石碑上的诗，跪拜了下去。对丈夫的表演，元珠女士也只能看着。这时，伊莉丝轻轻地摆着手走过去，碰了碰石碑，再走到元珠身边问她：“看到他这样拜，你心里怎么想？”元珠背对着镜头，手拿着一条捡来的树枝，说出自己敏锐的心声。于是，伊莉丝为她写了一段独特的文字，一段并非印刻在石头上，而是徘徊在树枝头的文字。
而她写下来的话，总是对实际情况的增强，对方要是“有一点不满”，会被她说成“我对自己很不满”，同时加以延伸。这到底是对真实情绪的揭示，还是基于某个词语的发散，你不得而知。既然选择了一个脱离实际的老师，你也无从去纠正她的手法。结果，这一张张卡片，都成了别致的礼物，是人给未来自己的礼物。
...是的，洪常秀已经来到了他最简洁的阶段：如果两件事很相似，那就让它们完全一样，而其中细微的对比，却能成为人物最鲜明的特点。环境也格外简单：一个长焦镜头里的森林和青山，檐角的天空，楼群的平面，某片对焦不清晰的树梢，或者公园里的那些石碑，它们正面和背面都刻了字句，这些画面，像手机相册里简陋的一角，但它们已足够美丽，成为最确切的舞台幕布，而对话的双方，就这么站在它前面，做当下的语法练习。
我们可以把伊莉丝献给仁国的话，送给更多学员们：“拒绝沉迷于记忆的诱惑，回答每一个音符，让它成为独立的存在。”观众确实在抵抗记忆，我们知道，即便两个人说了重复的话，她们的状态也不同，大家都是语言和行为上的初学者。
...况且，语言之间并没有高下，如果有人说：英语是更功能性的；法语是更抒情的，也最有表达力；而韩语在伊莉丝眼里，是外国人的窃窃私语。那这只是刻板印象。当伊莉丝把一天赚来的钱都给了仁国，对他说：“一半房租是二十万韩元，总共是五十万韩元，我想和你一起分担这笔钱。”这就是最真诚的表达，对共同生活的成本的计算。只是与此同时，她一定还有别的话，是用英语无法说出来的，甚至用法语也讲不出来，只能转化为笨笨的动作，和你一句我一句的“谢谢”。
另一场算账，发生在仁国与妈妈的餐桌上，伊莉丝与仁国之间有语言的距离，而妈妈与仁国长期不在一起，彼此都不算很熟悉，因此，她那些关于吃住、关于生活、关于伊莉莎到底是谁的追问，都变成了典型而错位的关心，哪怕在最熟悉的韩语中，她也找不到合适的表述。除了这些隔着物质的关心，我们还能说什么来接近对方呢？它们诚然是最重要的，但或许，大家还需要一门陌生的语言，它是感受力的根据，“看着好久不见的儿子，除了给他做一顿饭，我还想说什么？”这便是伊莉丝课程的启发。
...有一点很肯定，伊莉丝也是个初学者，她不只在学习英语，还在学习运用自己的肢体，还学习着与一栋房子、一块石头之间的关系。有一次，她见到青草地里的小水潭，就脱了鞋子，一小步一小步地走进去，水流没过了脚踝，她也哼起歌来。一不留神，把鞋子掉了，她赶紧“啊”地捡起，正要去擦鞋擦脚，却还恋恋不舍地又泡了一会儿水。这种行为，像极了一部叫做《chiikawa》的日本动画片，那部了不起的作品，每集一分钟不到，都是些小团子一样的生物，尝试着各种对它们来说很新奇的事情。
无论是《在异国》、《克莱尔的相机》，还是《旅行者的需求》，于佩尔一直在做旁若无人的事，当大家在正常地走楼梯，她却一跳一跳，拍着扶手跑上去，好像一阵微风的化身。当她为了配合仁国躲他的妈妈，跑到一个绿色的天台上，然后走去东张西望，远远地瞧瞧他妈妈走了没有，那时她把高跟鞋防水台踩得嘎吱响，这就是人物对于动作的尝试，一些与实用性相反的尝试，只是把一双鞋子挤出声音来。
...我们很珍惜于佩尔的喜剧，它们显得陌生，因为它们不导向共鸣，而是一个人的私密选择。洪常秀理解私密的必要，正如他已经很少创造共情——至少是作为舒适区的共情——而走向了对更多可能性的学习。所以，我们不会对电影得出相同的结论，甚至总是有相反的感受，我朋友觉得《旅行者的需求》很孤独，而且人与人的沟通有点恐怖；我则觉得恐怖不可避免，但也存在治愈。而重要的是，孤独与治愈不会相互抵消，也不存在哪个更本真，它们共同组成了生活的层次，这就像人物关系的开放，就像伊莉丝一样，她既可以喜欢吃面包，也可以吃韩国拌饭，在那些相似的幕布前，她做着自己才知道的小事。
其实，于佩尔的来头始终都是个谜。《在异国》是一部棕色和橙色的电影，我们会记得民宿的棕色环境，以及救生员的橙色帐篷，它和他工作服的橙色一模一样，而一次次的重新写作，更将民宿变成了一个临时住所，而她作为一个虚构人物，可以有很多种临时身份。接着是《克莱尔的相机》，得益于她那件黄风衣，我们总觉得那是部柠檬黄的电影，她是一个拿照相机的精灵。
...《旅行者的需求》是绿色的，绿胶带、深绿色的玛格丽包装纸、各种各样的树，人工的绿和自然的绿区分得很明显，因为人工的绿色非常平面，或者说，它们看起来太不自然了。伊莉丝穿着她的绿开衫，和这些常见的绿，组成了远近前后的层次，比起知道她是谁，我们只能看到她是什么样。她有时在圆珠笔上贴一圈苹果绿的胶带，有时在山路上走了个没影。但最温馨的绿色，是手工的，是她和仁国的绿格子窗帘，卧室里的台灯都开着，还有盏绿莹莹的桌灯，把窗帘变得透明，变成一丛嫩芽般的浅光，他们的家，这没有来历的家，犹如发亮的春日。
...但，越天真的人，越知道纯粹是最难的。仁国不计较伊莉丝的身份，但他必须对妈妈撒谎。而伊莉丝在说“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那一刻，难道不会辨析出生活与理想的差距吗？暂时回不去的伊莉丝，她走了好大一圈，来到了一条新路上，那是块赭红色的大岩石，背靠着葱郁高山，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往山顶，当她住进仁国家里之前，她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她斜靠着岩石，拍了拍它的质地，然后躺下来。
妈妈走后，仁国去找伊莉丝，从街头找到公园，在公园的小径上，他遇到了她的背影，捧着一支笛子，在吹一首不成调的曲子。他路过她，又绕到她面前，看了看，没有上前，他还不是他，这还不是相认的时候。因此，这场看似抽象的剪辑，就是伊莉丝的等待。仁国也爬上了那块石头，在上面坐了好一会儿，又走向更高的山路，之前情境的杂质，正在被一个个蒙太奇所过滤。
...伊莉丝在山顶出现了，太阳已经落下，她闭着眼睛正睡着，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她这么近，看到她抿着嘴唇，手上有粗粗的血管，还戴着那根与裙子配套的花手环。一个陌生的特写，在此之前，镜头从未如此直面人物过，尤其是对没有来历的伊莉丝，她从来都不是透明的，却总能说出最清透的话。因此，对于这个睡着了的朋友，比起询问她是谁，我们选择默默相信她。
接着，切到全景，仁国把伊莉丝拍醒，她转过头来，喊出了仁国的名字。二人确切地认出了对方，她给他喝了一杯玛格丽，和他一起回家去，那仍然是属于友谊的家，当他们先后走过了新路，这个心愿再次被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