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时代最具独创性，同时也最富争议的电影作者之一，拉斯·冯·特里尔一直以毫不妥协的创作态度拨动着整个电影界的神经。无论是集前人技术之大成的“欧洲三部曲”，还是世纪末轰轰烈烈的“道格玛95”运动，亦或是后期愈发趋近于古典戏剧形式和悲剧主题的作品，都是当代电影中一处极其诡谲的风景。“金心三部曲”是特里尔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序列，其典故《金心》是他童年时代酷爱的一本图文并茂的书籍。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小姑娘，她带了少许的面包到树林里去，把面包都分给了她一路上遇见的人，自己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但她最后还是充满信心地说:“对我来说，反正一切都会好的。”这种精神气质贯穿了特里尔的这三部曲始终。在世纪伊始，继《破浪》和《白痴》之后，特里尔推出了他的“金心三部曲”的终章，《黑暗中的舞者》。

标题《黑暗中的舞者》提示我们，这部影片的核心是角色而非故事。所以相较于对具体情节设计的探究，对核心人物的分析可能更容易切近特里尔的表意。从剧作方法上来看，角色塞尔玛从始至终的性格都没有明显变动，换句话说，她是一个“平弧人物”。而平弧人物的一个显著的叙事效果就是凸显角色所身处环境的剧变。所以与之对应的，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效果是：哪怕接踵而至的厄难降临在塞尔玛的身上，她始终保持着那副无悲不喜的面孔，甚至在行刑前的囚室中，她依然可以从通风口听到教堂的管风琴声，依然能够舞蹈。这样的“人物-环境”反差必然会造成巨大的情感震颤，因为这几乎是圣徒传记式的写作方式——特里尔把塞尔玛书写成了一个当代的贞德形象。这样的圣徒式的女性反复出现在特里尔的“金心三部曲”系列中，甚至在后期的《狗镇》、《忧郁症》、《女性瘾者》中亦有涉及。这当然可以从相当精神分析的角度来对特里尔进行解剖，或是把这样的女性符号放置回世纪之交的电影序列中作文化研究，但这并不是本文想探讨的重点。作为一次作者性相当强烈的创作，结合特里尔在各种场合的采访，我们可以大致明确，他更多想在《黑暗中的舞者》表达的是一种唯我主义的社会想象。除了作为圣徒的塞尔玛之外，我们发现其他角色在行动时的心理动线也是相对极端的，善恶对立分明。这让这部影片在构思之初就脱离了现实主义的土壤，成为了一个社会寓言，或黑暗童话，即使它在视觉上给人真实乃至纪录片的质感。这样的人物设计以及后续的情节构思方式是完全唯我主义的，即将一个极其主观的视角推广至观看整个世界的普遍法则，而这个视角就是特里尔的视角。特里尔拥护性恶论，相信人类终究难以克服其残忍自利的本性，并会轻易地被欲望所操纵，而所有的常识、传统、习俗，都是掩盖这一不堪真相的遮羞布。诚如福柯所言，这样的文化的构建必然会导致一种愚人船式的排除和隔离，作为社会规制的异端，精神病人是必然被放逐的，因为他们的疯癫中包含着某种对真相的揭露，这种揭露是令人不安的。在特里尔的影像中，最终牺牲或是被猎巫的女性就对位了这样的“疯子”。特里尔很有意识地作这样的处理，一方面他极尽刻画主人公在社交场合的局促和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又把我们的视角牢牢限定在主人公的视角内，前者直言了唯我论下令人毛骨悚然的“他者”和社会规制，后者让我们潜移默化地代入了主人公的视角。就这样，特里尔不无狡猾地建设起了一套令人笃信的唯我主义叙事机制。

本片在形式上的建构也颇具匠心，与影片的整体气质构成彼此促进的互文。首先便是特里尔90年代后期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标识性的手持摄影。除却歌舞片部分的固定机位镜头之外，全片的所有镜头均为手持拍摄。在影片整体昏黄的影调和黑暗童话式的故事情节下，手持摄影给人以更加飘忽、混乱和主观的气质，让整部影片更像是塞尔玛的一次难以逃脱的梦魇。除此之外，就像“道格玛95”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样，手持摄影天然地具备一种纪录片式的观感，这和整部影片的歌舞片类型形成了相当有趣的反差——一种最真实的拍摄形式和最具舞台感的造型形式的化合反应。影片的另一明显的形式设计就是它对歌舞片这一传统类型的创造性改写。按照类型的惯例，歌舞片中的歌舞往往是人物情绪的高度形式化抒发，这些情绪往往是给人慰藉的，即使是负面情绪，也有一定的宣泄效果。但是在本片中，歌舞仪式场景非但不是令人愉悦的，反而令人感到不安和战栗。每次的歌舞段落都讲述了一种更善良版本的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前文中所提到的塞尔玛充满浪漫主义的唯我主观世界。在这种想象中，大家彼此相爱，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但这种想象非但不能让我们沉浸其中，达成情绪的共鸣和净化，反而在无时无刻地提醒着我们作为其反面的现实的残忍。特里尔在采访中表示，这样设计的灵感来源于同样异类的歌舞片《西区故事》。他认为歌舞片中的歌舞具有强大的情绪影响力，而它们应该作用于更深刻的表达——像是歌剧而非杂耍——曾几何时，观众是会在歌剧院中动人流泪的，而非只是获得娱乐。这样完全倒转的“黑色歌舞片”的确给观众很大震撼，加之其中阴郁绝望的气质和对美国各阶层的无差别讽刺，本片在上映当年就被《时代周刊》评选为“2000年度最差电影”。暂且抛开特里尔的作者性不谈，这部影片的主题呼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美国独立电影传统，即从卡萨维茨以降，被诸如阿贝尔·费拉拉等新好莱坞导演逐渐发扬的对美国梦、美国精神的彻底否认。其集中的表现形式是反讽性的，呈现出和经典好莱坞类似的杂志封面一样的美国家庭生活风情画，但是在不断深入的人物的心理动线或情节的下坠中逐渐揭露其中的伪善和背后残忍的真相。当然如果放回特里尔的创作谱系中，他其实并非对这样的主题情有独钟，美国不过是作为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个典型代表成为了他的靶子，其中更核心的表意仍然是他对所有的社会规制、传统、宗教的极端怀疑和对不可控制又充满毁灭性能量的人类主观世界深深的沉迷——一个唯我主义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