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角苏菲与即将雇佣她的女性交流时，我以为她是一名家庭教师。接下来雇主回到自己的家，我一时没有分清楚那是苏菲还是雇主，我很认真地听了一下那段对话才确定那是雇主在说自己雇到人了而不是苏菲在告诉家人自己找到工作了。也就是说，在最开始的两个场景中，苏菲与雇佣她的有产者之间没有外表上的区别。有趣的是，在当天晚上的家庭餐桌上，一家人在讨论应该怎么称呼这个即将住进家里来的人，最后的结论是，不论如何，事实上她就是女佣。男孩接着又问，那么这个新女佣长得丑吗？母亲经过犹豫以后的最终回答是，不知道，但我觉得她不像坏人。

当时我觉得奇怪，因为饰演苏菲的女演员太漂亮了，所以女雇主犹犹豫豫的回答让我对故事走向产生了一种错误的预感。但实际上，这里的犹豫只是因为保留了原作小说中的细节。原作中新到来的女佣丑陋粗野，年纪较大，而母亲因为教养，不想评价她的外表。

我是在苏菲拿到那张让她熨白西装的纸以后将之扔在地上时反应过来，本片改编自英国小说《女管家的心事》，一个女佣因为自己是文盲的事实暴露，伙同邻居杀害雇主一家四口的恶性事件。我个人确实非常讨厌在这种故事中，由美貌演员来饰演原本容貌丑陋的主角，它对故事的伤害基本等同于让一个英俊小伙饰演卡西莫多，同时破坏了故事的风格与合理性。比如，电影中于佩尔饰演的女邻居对苏菲说，他们炒了你就炒了，反正你在任何地方都找得到工作。这句话在原作小说中是不存在的，并且也不成立，那个女佣除了不识字，还有一堆毛病，女邻居则是完全的疯子，既没有反叛者的自觉，也绝无能够说出这种话的理性。在电影中，这句台词暧昧不清，我们感到，苏菲确实能随时找到工作的，只要她愿意承认自己是文盲。于是，原作里那个“人类的残次品，但蓄积着巨大破坏能量的，不可理解的他者”，在这里被置换成了“因为有诵读障碍而在文明社会里受到歧视的敏感者”。假如我们不做“一个文盲一定有强烈的自卑感，一定不允许别人提及这一点”这种实际上很傲慢的预设，那么她的杀人动机几乎不存在。

即使我认同这个预设，我认同“不识字是一种严重的禁忌”，由它产生的焦虑能够积蓄起足够的残杀的力量，那也不能解释这种残杀为何只针对雇佣她的人，与她一起杀人的女邻居也识字，也几次三番差点就揭露她不识字的事实，但她对女邻居丝毫没有恶意。

在小说中，“文盲”只是一个表征，一个从未接受过现代文明教化，拥有绝对不可知的内心世界的人最显明的标记。小说作者完全站在富人的立场，将杀人者异化为怪物。确实，在如此一场恶性事件中，让富人因为自己富人的身份而承担被杀的责任确实是不合适的。小说所有的细节都是统一的，绝不会混淆主题的同时，读者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杀人者和被杀者因为经济地位的悬殊所产生的巨大隔阂，这是一种身为作家的自觉，使其无论立场和观念如何都能创作出真实的细节。

有趣的是，电影几乎完全保留了这些反映隔阂的细节。比如苏菲非常喜欢看电视，她看电视时根本不在乎电视机在放什么，似乎里面有人在动在说话就能完全吸引她的注意力。这当然会让人联想到“穷人因为请不起保姆也不能请假于是将孩子锁在家里并让他盯着打开的电视”的社会调查。还有当雇主的大女儿知道苏菲是文盲时，苏菲威胁她，假如你泄漏出去我就告诉你父母你怀孕了。苏菲完全无法理解雇主一家人之间的关系，她以自己底层的生活经验认定自己抓住了女孩儿的把柄，但女孩儿隐瞒自己怀孕只是因为羞愧，她对父母根本不存在任何恐惧感，她恐惧的对象只有威胁她的苏菲。还有杀人以后于佩尔拿走了那个昂贵的，最终成为关键证据的录音机。

电影不仅保留了这些细节，它甚至增加了一些细节来强调这种阶级差异。比如原作小说叫《女管家的心事》，电影则把“女管家”改成了“女佣”，还增加了一家人在餐桌上讨论要不要直接称呼她为女佣的细节，增加了好多处强调女佣非常能干非常勤劳非常称职的细节，以此说明雇主辞退她的不合理性。并且电影还增加了一条线索，就是于佩尔将一种对富人伪善嘴脸的憎恶慢慢地传递给了苏菲，让苏菲从一个有秘密的老实女佣逐渐变成了自觉的反叛者。电影中有一处情节是两人上门收取捐赠给穷人的物资，在中产家庭的前厅打开了一包东西，发现里面大多数都是破烂。在这里，两个女性是一种古典式的进行道德讽喻的疯人形象，她们像两只快乐的牛虻刺痛富人的伪善，连那部破车都让人联想起堂吉诃德的瘦马。

但也正因如此，我无法接受最后残酷的杀人祭典。这不是动机是否充分，情节是否合理的问题。人会杀人，不需要理由和动机。但如何刻画杀人犯的形象能够体现创作者的意图。小说的意图非常明显——警惕文明的异类。电影则试图将主题复杂化，影片片名《冷酷祭典》暗示，这种看不出明显动机的事件是文明社会必须承受的周期性恶意。巴塔耶在《色情》中提到，文明社会的各种祭典无不是远古人类野蛮杀戮的本性的残留物——中国古代的祭典中屠杀三牲，西方则将葡萄酒和面包视为人的血和肉吃下去。电影中的两位女性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她们不仅没有正常的人类感情，而且还熟谙人类社会的规则，她们是谋杀惯犯，懂得利用司法程序为自己脱罪（此为电影原创，小说中她们并没有前科），她们杀父杀子的前科才是真正的文明禁忌，暴露了她们文明异类的本质，这种文明的异质根本无法清除，她们将不断地周期性地回归，制造惊人的冷酷的杀戮行为。说白了，道德只是文明社会要求人类遵守的规则而不是人类的本性。相比于行善，作恶似乎能释放更多的快感。这部电影本身以及各种数不胜数的相同主题的电影和小说，都说明了人类对这一主题的痴迷：文明是人类的造物，但不是人类的全部。

这一主题是深刻的，但也是陈旧的。萨德已降，它已经被书写和研究得太多了。同时，电影细节的不统一也妨害了主题的表达。我前面已经提过，导演强调了富人的伪善，强调了杀人者对自己穷人身份的自觉。在这个前提下以“冷酷”为主题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说，导演有点“鸡贼”了。小说作者是完全站在富人立场讲故事的，她对这两个杀人者完全没有同情，只有恐惧和不解——读者也一样。从浪漫主义的艺术观念出发，这种创作态度并无问题，让读者同情的角色是最糟糕的，角色的力量感是惟一的要求。《美狄亚》中，读者还来不及同情这位惨遭背叛的公主，她就残忍地杀死了一双儿女；没人有时间同情潘金莲，因为她正忙着恶贯满盈。他们在小说中活得充分的方式不是获得读者的眼泪，而是仇恨的释放，是疯狂的报复。

但本片的导演不愿意站在富人的角度讲故事，于是他先是抹去了富人和穷人外表上的差异。电影中经济地位悬殊的表现，仅仅是富人住着大房子，而我住着小房子（于佩尔那间小房子给人的感觉并不是局促，而是温馨）；富人开着好车，而我开着一辆破车。这首先并不真实，经济地位的悬殊体现在几乎一切方面，文化、品味、身体健康状态、接受教育的权力，等等等等。真实并非文艺作品的第一要义，但它确实是基本要求，文艺作品不能背离真实。可能我比较理想主义，我坚信创作者无需在外表和心灵上美化穷人，观众也能实现共情。但导演在抹平这些外表差异的同时，又不断调抽象的“剥削”。这让我感到困惑，似乎在物质层面，他认为差异并不存在，（或许这是我想多了，他只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需要两个美丽女性出演主角）但在抽象层面，在精神，平等，人格尊严这些非物质层面，他要站在富人和穷人的中间，同时强调富人的伪善和穷人的冷酷。假如是这样，那我认为选择这样一个恶性事件来呈现这一主题是非常不公平的，在这个故事中，富人的伪善不充分，穷人的冷酷则太过度，“为了反抗伪善，她们选择了残酷”这种萨德式主题毫无说服力，因为萨德的震撼力在于他根本不试图说服。对比哈内克的《趣味游戏》，一个毫无过错的中产家庭被残忍杀害，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在杀人者一边，至于杀人者是谁，他们为何杀人，毫无交代，这才是萨德式残忍的正确呈现方式，没有理性没有逻辑没有任何可以质问的对象。

我的意思是，导演似乎想表达一种纯粹的冷酷所导致的恶性事件，但他又觉得这一事件有逻辑可循，在梳理杀人逻辑的过程中，他试图站在一个中间立场，但他又根本不是中立的。更可怕的是，可能他真的认为自己就是中立的，但结果却是将富人呈现为单纯的，不够警惕，不够小心的好人。小说中，这家人在雇佣苏菲以前打过电话对苏菲的前雇主进行询问，电影取消了这个细节，雇主表示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在解雇苏菲时，男雇主还专门说了一句，你下一任雇主不要给我打电话。这些细节暗示，富人应该小心些，恶性事件可以因为谨慎和小心而被避免。富人的伪善不是错误，而是不得已的自私。男雇主毫无证据地怀疑女邻居私自拆看自家信件，怀疑她杀了自己的女儿，这些明明是偏见，但电影的结果却是证实了他有惊人的准确直觉，他是因为不够果断才遭了害。面对穷人，富人得更小心更警惕才行。这部电影显然启发了它的后来者《寄生虫》，在那部电影中，穷人物质匮乏的事实不再被掩饰，但核心却与本片一样，并且走得更远了。富人变成了纯粹的傻白甜，他们毫无机心，随随便便地雇佣完全不明底细的人进入自己的家，他们爱上穷人，信任穷人，给穷人一家提供工作，完全意识不到穷人正在鸠占鹊巢。但只要一个不小心，比如不小心暴露了厌恶穷人身上的气味这种事就会被立刻杀掉。穷人则精明、狡诈，充满魅力还掌握了许多技能，随时可以并且也准备着取富人而代之。

我还是要说，这是不公平的，这种叙述看似中立，相比于过去那种又好又善良，永远被欺压眼中常含泪水只能无辜死去的穷人，他们拥有了更多力量，得到了更多可能性，但他们依然只是富人的想象。穷人看似在文艺作品中获得了表达的场域，但这些所谓的穷人的生活，穷人的表达，穷人的思想，全部是想象出来的，与真实无关。他们现在不仅仅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他们还被全然的误解，贴上了根本不属于他们的，聪明奸诈冷酷的底层怪物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