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海影节上,很喜欢的一部纪录片,《爷爷奶奶那些事》。最近在全国,放映场次不少,可以来说说它了。

如其片名,杨骊珠这部《爷爷奶奶那些事》,会让院线片观众,想到《姥姥的外孙》,或是刚在北京放映,海外华人题材的《奶奶》( 臻彩玲),乃至吴为的摄影集《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看上去都是从孙辈与祖辈的情感关系出发,但创作上,却有多种类型变化,上取艺术,中走亲民,下打类型。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是这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冯至一首题为《自传》的诗,能很好地读解《爷爷奶奶那些事》,全片塞入了大量的“否定”一词,象征诗人一生的矛盾难解。纪录片很容易让人以为,它是在说,我和爷爷奶奶那些事。其实不然,如QA上杨骊珠所说,她与爷爷奶奶并不是常人以为或想象的蜜糖亲(吴为的摄影集则是),电影其实是在讲,爷爷与奶奶之间的那些事——从白头离婚的离奇事件开始,讲他们各自的一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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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就是对婚姻的否定,也是对彼此的否定。又和观众预想的不同,爷爷带着强烈的自我否定,远离着家庭,封闭着自我,在晚年之际对过往人生,实施惩罚。奶奶则在阿兹海默综合征的袭击下,不由自主,无法自拔,跳回去了年轻时候的执念,是病理性的否定。

去年HIIFF看完电影,我写道:33年生的邓桂英,她云淡风轻地拿到了离婚本,却无法像《秋园》的作者杨本芬奶奶,晚年执笔,写妈妈、写亲人,写怨毒的丈夫,写偶遇的人世间温暖。然而,纪录片里的奶奶,擅长语言输出,她在阿兹海默的阴影下,像过往那样怼前夫(即爷爷),念叨着永远找不回也找不到的戴小哥,她一次比一次,无缘故地,唱起了凄凉的哭嫁歌。

都是没读书闹的,他们一致认定。

显然,没读书意味着无法下笔成文,也无法通过教育,实现自我表达的记录可能。这就回到了题目里说的,尽管看起来,天底下的爷爷奶奶,说起来就那些大差不差的家庭事,但这样的电影,永远拍不够。侯孝贤当年拍《童年往事》,其中有一恶毒评价,说导演在挖肚脐眼给人看。《童年往事》动人之一笔,是祖母带阿孝咕回梅江桥,走上那条通往大陆的路。电影的结局,也落在了祖母的生命结局。祖母走了,大陆的念想也消失了。《童年往事》中,侯孝贤分享了形塑他人生,却一一离他而去的至亲。也许在外人看来,是电影成就了导演侯孝贤,但他却回头,用一个沧桑中年人的画外音,告诉观众,“这部电影,是我童年时期的一些记忆”,父亲、母亲与祖母,阿孝咕为代表的不肖子孙和祖母,传统中华家庭的血缘亲脉,以无法斩断的招魂方式,作用到了后世代的观众身上。

换言之,作为导演的杨骊珠,也能通过《爷爷奶奶那些事》,找到一些关于自我的答案,她为什么会在这个家庭中,那样长大。通过这部电影,爷爷奶奶是否带给她,远比想象还要多的东西。诸如此类问题,侯孝贤之后,有王童的《红柿子》,有蒋雯丽的《我们天上见》,有卞灼的《翠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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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纪录片的起头,相当毕业作业,而在爷爷出场后,他承担了与奶奶并重的情感分量。这位老人,以老派的人生寄语,行尸走肉的一生否定,骨灰入海流的告别方式,充当了生与死的那座桥,令人生的四季,多了一个电影的季节。

无怪八十多岁的熊景明老师想借《长辈的故事》一书说:“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

对一名观众来说,《爷爷奶奶那些事》是那样做了,也那样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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