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暗调都市,沉默表达

影片整体立足于都市人们精神上的疏离和孤寂描画,在这种专一的关注点之下,理所当然弱化了影片的叙事性,偏重于情感和语言的表达。电影是第七大艺术,拥有更为多维的表达,当情感和语言能够被认识的部分不足时,通过镜头语言、色彩、音乐来填充,在王家卫的电影中得到突出体现。
电影的主线是黎明和李嘉欣。黎明是一个杀手,李嘉欣是他的合作伙伴,两人基本上在同一间屋子出没,却互不相见,而在这样没有接触的相处关系中,也许是基于一种共同患难、相濡以沫的不安全感使两人相爱。(但他们真的谈起恋爱来,严格来说,是暗恋彼此却没有让对方知道,原因是王家卫电影的一贯母题——不想被拒绝,所以先拒绝人)
在李嘉欣出现在黎明家中为他打扫卫生时,用暗红色烘托一种暧昧气氛,在有限的空间内营造无限落寞黯淡的情感,孤独无限超越并模糊了空间的限制,也暗示她暗红色一样极致却隐忍的爱。这时候色彩已经不单单是美学上的意义,更是反应人物内心的不可或缺元素——抽象主义画家康定斯基认为:“一般来说,色彩直接影响到心灵,色彩宛如键盘,眼睛好比音锤,心灵好像绷着许多弦的钢琴,艺术家就是弹琴的手,有意识地接触各个琴键,在心灵中引起震动。”由此窥见色彩对整体艺术风格及情绪的支撑与奠基作用,《堕落天使》通过色彩烘托人物的情绪状态——以低饱和度的暗绿色、暗红色为主,营造一种现代都市落寞、寂寥、华丽、冷清的哀伤气息,前四分钟演员只字未言而落寞的情绪全染。
而落寞的源头,除去情感和精神上的孤独、边缘人群身份的不认同感、还有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世纪末”。作为时间的标识,应用于香港人身上,指的不单是全球性那种对20世纪即将结束普遍存有的焦虑与颓废意识,而更为明确的指向香结束英国租界历史而回归中国的历史事实,对于港人而言,“世纪末”意味着香港注定于1997年交还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怀旧情绪的产生应归结于香港人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世纪末”情绪。“它体现出对以往的一切发生深刻怀疑和巨大动摇,而对未来既充满想象又因不可知和难以把握而显得绝望、恐怖的社会心理特征”因此在电影中表现出极具后现代性的孤立感及其衍生的陌生、飘摇、不安的的荒诞感。
后现代是一个超越性意义,它代表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观念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传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强调多元化和标新立异,对后现代特征的化用造就了王家卫电影一种独特的美学——偏执与自我的荒诞:《堕落天使》中不论是金城武强迫别人洗头,强迫父亲吃雪糕吃到拉肚子,还是杨采妮夸张的叫嚣着要寻找根本不存在的“金毛玲”,或是李嘉欣因为爱而不得而自我毁灭式的自渎和哭泣,莫文蔚雨中扭曲的体态狂奔,看似匪夷所思的行为,都是一种强烈沟通欲得不到满足后的爆发,积压过多后的爆发,便组成人难以理解的夸张和荒诞,甚至是怪癖,这种张扬的方式如同惊世骇俗的艺术品,别有一番荒诞之美,更具离经叛道的意味,拓展了美的界限,这也是荒诞的意义。

二、失语根源,自我设限
蒋勋提出,诗歌以比兴发出诗意的情绪,电影中同样有寄托之物。在工业社会或商业社会中,人们会以商品来寄托情感。王家卫的另一部电影《重庆森林》中的男主角爱上一个人,他会到超级市场去买一个凤梨罐头,罐头上写着二十八号到期,因为二十八号那天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佐证了一种在商品里找到有意义的符号来代替情感的方式。除此之外,《堕落天使》中李嘉欣固执的认为“翻看一个人的垃圾,你不难知道他最近都做过什么事”,这也是一种将感性意义强加于商品的行为。在一个极度虚无(这种虚无源自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削弱)、失语状态的世界中,一切沟通都是徒劳的和复杂的,所以才会抓住一个代表性的东西,哪怕以商品物质来代表形而上的、抓不住的情感。当然,这并不是说王家卫发掘了在失语状况中仅此一法,而是在一切应对失语的方法中,这是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具象的方式。
在片中,金城武是“失语障碍”最突出的角色,因为母亲的缘故成了哑巴,失去语言以后采取的沟通方式,是近乎暴力的,尽管这种暴力在电影中被柔化和喜剧化了,但仍然是暴力,通过自我设限的“关怀”意义去度量他人的需要,类似于心智不成熟的孩子的无理取闹,夸张且不知所谓,盲目的抓捕一种偏见式的意义。这其中包含着什么呢?卡伦·霍妮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自我挣扎”讨论了这个问题,在婴幼儿时期而言,行为表现的决定因素中,生理需要的满足远比心理需要来得重要,那时“真我”还只在萌发状态中。他们行为的表现主要是依据“快乐原则”(Principle of pleasure),亦即主要由本能的冲动而决定,然而经由“现实”的感受或体验之后,“现实原则”(Principle of reality)乃与快乐原则相应而生。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累积,现实原则开始取代快乐原则而支配了“真我”。譬如,幼儿看到火可能会觉得新奇兴奋,因而(依着本能的冲动)伸手去摸它,但却被烫伤了。因烫导致“痛”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事实带给他的一个警告(以后行事的原则)——火是不能摸的。当真我开始表现和作用后,环境所加给他的影响,会改变真我抒发的方向与形式。在卡伦霍妮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金城武的“暴力”是因为他知晓自己的失语而采取的规避措施,是一种后天性,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一解释同样应用于李嘉欣与黎明的情感纠葛中——“有的人是不适合太接近的,知道太多反而没有兴趣,我是一个现实的人,我知道怎样让自己更快乐”李嘉欣这句台词,也暗示了她所要“规避”的“快乐原则”。所以一切失语的源头,皆是自我设限和防御意识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