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蝙蝠侠》的观影体验是非常舒适的，除了企鹅人的车被撞飞后做作的蝙蝠侠走秀环节，其他部分的场面调度、音乐效果都非常好，剧情穿插了一些无关的因素，不过对于“蝙蝠侠”这个ip来说这些因素显然可以原谅（比如猫女还有戈登的一些戏份）。然而，随着谜语人的歌声响起，故事的叙述到达了尴尬的境地，无论在道德还是剧情的意义上，我们都不知道蝙蝠侠为什么要阻止谜语人的“Real Change”。

回看谜语人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把哥谭市无法用法律制裁的罪犯制裁了，又试图带领哥谭市民打开新的可能。当然，这其中不乏暴力，但改变终究连带着血腥，推翻统治阶级确实也需要牺牲。就电影给出的信息来说，谜语人除了偏执的性格以及夸张到恐吓性的表演，其实也符合我们对起义者的想象：对组织内部谦虚，暴动之前还带着鼓励；针对领导阶层杀害，针对群众则思想宣传（这里有个决定性的变化，我们之后再说）。当我们随着蝙蝠侠的视角展开故事，我们当然会恐惧、憎恨、害怕谜语人，可到了他被关押，我们回头一看，他杀的哪个不是哥谭市的罪人，哪个不是阻碍哥谭向好的扭结？

作品因此反而把蝙蝠侠抛入了不义之地。但这绝不简单是电影剧本的问题。当作品在构思时就把谜语人设置成没有超能力，只有高智商的底层民众（没钱、没权）时，他绝没有可能直接出现与蝙蝠侠对抗，也没能力制造什么巨型科技机器，所以他便只能绕道通过哥谭市的统治阶层来反向威胁蝙蝠侠。而哥谭市的腐烂又如此深厚，破坏统治阶级获得了（至少是观感上的）正义性。

不过我们还可以更深一层，先讨论一下哥谭市本身的社会构成。法律无效，政府瘫痪，这是一个很容易发生犯罪和暴力的都市，压制他们的反而是蝙蝠侠。作品一开始就讲述了蝙蝠侠的治理手段：当一盏蝙蝠之灯照向天空，每一个没有灯光的黑暗处都有可能是蝙蝠侠的藏身处，随时伏击抓捕犯罪者。这治理几乎毫无区别的就是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中间的高塔宣告着权力中心，在罪犯们看来，它随时随地都在检测，但不知道何时才会真的制裁违反条例的罪犯。它永远不和罪犯交流，只看起来随机性地降下惩罚。且不管后世哲学家的进一步分析，值得注意的是，高塔本身作为象征在精神上就制约着罪犯的行为，让他们看到塔就不敢犯罪，而不需要机构真得浪费大量资源铺排于街道各处来予以惩罚。蝙蝠侠的恐吓性治理使得民众无时无刻都不敢犯罪，无时无刻都自我审查——精神的规训是不分时间和空间的。

按照某些人的说法，这一治理模式曾普遍有效地运行于现实社会之中。但谜语人却突破了全景的覆盖，找到了ge ming的伙伴，甚至真的掀起了风暴。这一切都源于蝙蝠侠的人物塑造：它自己暴露出任何实际的全景敞视主义的内在缺陷。为什么会出现韦恩这样的有钱、不工作天天出去打架、拥有大量先进科技、逍遥法外的人？在市长的葬礼上，有名有权之人走在阳光之下，而愤怒贫穷的民众则没入阴影之中，成为一团没有明目的恐怖暗流。他们几乎是毫无交流的人，他们的生活形式没有任何相似，而这在完全的规训社会是不应该出现的：没有灰色地带，每一个人都应该遵照“平等”的法律。那这些不断堆积的资本又从哪来汇聚到韦恩的手上？就算是前代家业的积累作用，规训的律则也自然会重新分化这些资源和配置：每一个人置于同一化的考核和压制中，这些机制的运行基本上和任何具体的人都没有关系，因此人们只能通过能力提升来获得资源，已有的资源也就被分配到各处。这使得规训社会好像成了自由、平等之路上的一个阶段，虽然它是以恐吓和压制的方法来取效的。

因此，蝙蝠侠能够站出来代替腐败政府行规训本身就说明了规训社会内部的缺陷：在那象征的高塔内部，封建的、血缘的、关系的父权制不是幽灵，而是实实在在地安家于其中。我们在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经典的对子：本应该得到救济金的孤儿谜语人和失去了父亲但被父权制保护着的韦恩。把这一切暴露出来，昭示着灰色地带、非法地带正在正义的中心，那光芒之中的蝙蝠阴影里。这时候，高塔和罪犯联系到了一起，他们可以进入内部，掌握机制，从而跳脱出来；罪犯们甚至会因为受到欺骗而愤怒，从而引发暴动和革新。

父权制的事实如果被发现，整个机制就会崩溃，这是全景敞视主义本身就有的问题。这是ge ming的悲哀也是ge ming的机会。只要找到足够的证据，并且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法把它公之于众，事情就完成了。前者或许并没有很难，但后者至少需要三个难于登天的因素：1、在告知民众时不被镇压；2、以一种不会被怀疑的方式告知民众；3、同时告诉大部分的民众。而这需要信息传播方式的进步再加上修辞技巧的发展。对于后者，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逐渐意识到直言本身并不足够让民众相信自己，除非让直言带着一整个生活方式和个人信誉来让它从说话变成一种修辞。而在《新蝙蝠侠》里，谜语人便强调，正是蝙蝠侠教会了他，唯有恐吓和逼迫的方式才会让人真的相信自己的证据，这也是为什么谜语人要把人杀得那么血腥。这样的方法是信息传播方式更新之后的无奈之举。众所周知今日的人类社会处于后真相时代，之所以如此，正因为信息、证据太多，没有经过筛查，没有一套“规则”来让人们判断。但如果有了明确规则和筛查，不利于这些规则提供者的信息-证据又如何可能被发出来呢？信息的流通条件本身就要求修辞手法的爆裂和激进——必须要有一种最深入人心的方法，最在场的方法。而这在《新蝙蝠侠》里，就是直播。第三位死者的恐惧、实时表现和口述事实使得事情变得言之凿凿，这些都依赖于信息传播方式，又或者说，科技-生产力超越人之控制的发展所提供的机会。

机会之为机会，在于失不再来。这场运用新型传播方式进行的革新如果失败，政权也就获得了合法性去堵塞这一通路。但谜语人确实把握住了这条新路，也发明了“号召”人们一起上路的方法。当然，秘密社区、聊天群、加密通信也绝非18、19世纪的社会所能够想象的。通过信息技术，谜语人获得了进入高塔获取资源的能力，又通过信息技术和修辞，谜语人获得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煽动大众的可能，并且实施到了最后阶段。

但他毕竟失败了，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既然民众已经知道了哥谭市父权制的腐败真相，那么就算没有先锋队，他们也应该起身反抗。电影难以提供一个有效的说明，因此近乎做作地把“现实”嫁接到了作品的最后：《蝙蝠侠.黑暗骑士》最后蝙蝠侠为了蒙蔽民众，延续社会的运转选择掩藏真相背负罪名；而《新蝙蝠侠》则选择让蝙蝠侠走到光明里，成为带领人民走出灾难的象征——无微不至的照顾，时时刻刻的关心，鼓励和引导。这一切美好的词语其实隐含着两种新型治理模式：控制和功绩。蝙蝠侠对着一个从废墟里搬出来的小孩儿竖起一个大拇指，这给予他们安慰。这作为一个生活片段没有问题。但如果这个小孩儿要面对的依然是谜语人的处境，依然是拼尽全力去获得微薄的生活资料，那么这个拇指实际上反而成了小孩儿开始进行自我压榨的起点。在今天的那些资本主义社会里，当公司的leader对你说：“你写的非常好，但如果你可以……”，当你熬夜到很晚，心中突然浮想起：“我都考上xxx了，再努力一下……”时，你没有获得自由选择的保障、生活资料的富足，但你却压缩你的生活、休息时间，甚至让你的领导不断侵入你本应该娱乐的时间中，那么很大程度上你就是在自我剥削。

而这首先需要人们对一些基础性条例的认同，它们由控制性的引导在无意识中塑造。其最典型的模式便是各种闸机：它如此无情地阻碍你前进，但同时会告诉你，只要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你一般都负担得起），那么你就可以过去，而且使得道路更加通畅。这本身也没什么。但如果它上升到了一整个社会的普遍治理方式（比如前方堵塞请绕行，比如到达此规格即可以入职），它就一方面以社会的良好运转来调控个人的每一个行为，另一方面以调控的科学性（控制论）来反驳个人的改进理由，最后又通过给予个人一条略不方便但可以接受（显然也是通过调控找到的）的方法来消解这些反驳。久而久之，任何具体的反驳条例便都因为可以妥协而不断被妥协下去。这一社会模式虽然在机制上也似乎以拒绝为核心，但实际上它却把自己塑造的温情脉脉：看，虽然哥谭市如此腐败，虽然重新建立起来之后还是有企鹅人、有地下交易、有父权政治，但蝙蝠侠已经出现了，他会让这个社会变的更好的。“The road not taken”作为一种飘在天上出路让人觉得还可以走下去，并久而久之认同了某些条例，从这些条例出发的上位者便反过来要求人们自我剥削。这就是新社会的面貌，“温暖”、“宽厚”的控制社会的状况。而《新蝙蝠侠》告诉我们，它依然建基于蝙蝠侠这个父辈之子上，只不过它从罪恶的黑暗中走了出来，而且人们接受了他。

这一接受的直接结果便是封禁和堵塞的全面合法化以及革命道德理由和物质理由的越发缺失。既然蝙蝠侠和政府是为了你好，那它就应该无孔不入地介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引导我们向善、变好；既然人们只要再努把力就可以活的相对舒适，那新型的伦理便让贫苦的人就没有办法摆脱“不努力”的名号。新时代的谜语人因此很难再根据当前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已有的修辞方法来打破局面：技术进步使得全面监控不再需要大量资源，而且父权制的暴露可以被转化为：“谢谢你们发现了问题，请参与我们的商谈来改善这个社会吧。”哈贝马斯的商谈原则为此社会提供了最为详细复杂的辩护，虽然它使得没有准入条件的人失去了发声器官，虽然它使得统治者们的所有错误都不再能成为激发群众阶级意识的手段。

这些内容集中在蝙蝠侠点燃火炬带领人们走出中心花园之后的镜头里。然而在这些镜头与蝙蝠侠离开监狱跑向会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人们不再渴求Real Change？这就需要对蝙蝠侠有进一步的认识：作为父之罪的孩子，他获得了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的信息-技术。如果说谜语人抓住了机会，把握住社会的技术前沿，那么蝙蝠侠便通过父亲的遗产早早超越了这些技术，或者至少提前掌握了这些技术的运用。这在《新蝙蝠侠》里只是初见端倪，毕竟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蝙蝠侠的科技装备，但回看《黑暗骑士》，我们会发现只有蝙蝠侠可以拥有那个监控全城的巨大设备，也正因为它蝙蝠侠才抓到了小丑（考虑这两位反派的塑造，小丑基本上就是恶的象征本身，来无影去无踪，有明显的神化倾向；而谜语人做的事情相比而言就更具有可行性，展示出人的色彩。因此作品很难让蝙蝠侠直接上这些大家伙，否则根本就不会有戏剧冲突——刚开始网络域名走一遭谜语人就被抓住了）。这时候，正如诺兰所拍，蝙蝠侠只要再把这些腐败之事揽到自己身上，再让掌权者宣布，为了不让蝙蝠侠害人，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控制，为了抚慰大家受伤的内心，我们需要更无微不至的政策，这样，转换就完成了。

实际的历史过程显然没有那么简单，正如《新蝙蝠侠》便倒错地让蝙蝠侠糊里糊涂成了善的象征。但这一倒错还是把转换的基础机制提供给了我们：全景敞视主义内部的缺陷不仅仅给了全景敞视主义破溃的机会，也因为这缺陷而提供了例外状态能够发动的条件。按照施米特的说法，主权的核心判定正在于它能不能发起例外状态。但在规训社会的模型里，主权仿佛已经被置入了越发平滑的关系网中；而于控制社会中，它甚至会某些方面更加“平等”，毕竟，另一条路的度不可能仅仅靠政权来定夺，它必须经过大量计算和调控。实际上除了规则商谈领域，控制基本上都是偏向自动的。此时主权又哪里有资源可以快速发起例外状态，并至少在意识形态和镇压机器调度完成前保证事态平稳呢？正需要蝙蝠侠这样的人，一个人就可以打败一支武装小队，直到哥谭市外的搜救队到来。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本身就处于一个治理体系的例外之中，因此当治理体系出现问题时，他们便起着支点的作用，试图维护既有的父权制，把它们包裹进新的体系里。

值得注意的是韦恩从来不杀死罪犯，相反他坚持要由司法机关处置罪人，以至于专门拦着猫女去寻仇。虽说蝙蝠侠“本义是好的”，放任惩戒的权力会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但带着“父辈的高尚血统”去维持怎么看都是徒劳的机构们，便让他成为了腐败的帮凶。在作品里韦恩一直强调他的所作所为继承了父亲的高尚情操，也就是所谓人道主义（每个人的利益都值得尊重）的精神，因此就算再微薄的努力他也要去行。但这种荣耀的精神传递必然伴随着资本积累中父亲的罪恶脸孔。他每一次拯救哥谭的行为背后首先都要保住这个精神的传递，因此也就不可能下定决心让一切改变。所以，当改变的真的降临，撕开社会的一道口子，他就会拼尽继承的资源在物质和意识形态上予以填补，好让人们继续记住托马斯.韦恩，好让人们永远在他良善的微笑之下痛苦地生活（这里涉及对人道主义的当代批判，不过我们没有篇幅展开了）。

总而言之，一种治理模式的例外状态获得了例外的特权和父权的意识形态，从而成为这种治理模式倒塌时的补救措施以制造新的治理模式，至于模式本身为何，更多关乎之前的治理模式、既有的信息-技术，而不是例外状态本身。而且例外状态也并非一劳永逸地永远运行于治理体系之下，它本身的出现也是历史性的。我们完全可以料想托马斯.韦恩如果没有死，那么蝙蝠侠可能只是个花花公子哥，如果父权制本身足够隐蔽，那么例外状态也就缺乏足够的“精神”去保护它。而且归根到底，例外状态之为例外状态就在于它本己特征的模糊，我们只能通过外部把握到它之所从来，而难以知晓它之所有。《新蝙蝠侠》展示的是还能在现实中发生的最极端情况。而且这种情况随着控制社会到来被进一步填平了。在如今，例外状态和控制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但例外状态毕竟已经形象地展示了自身，这让真正想要有所改变的人可以将其划入考虑，就我所想，它至少宣布了煽动式的（控制论式的）阶级意识召唤策略已经不再有效，但人们的不满并没有随着控制的温情而衰减，今日的局面（这也需要另一篇文章）依然在呼告着贫穷的人们拿起手中那富人无法认得的“铲子”，去撬开哥谭市黑暗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