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的1月3日，都灵，弗里德里希·尼采走出卡洛阿尔贝托街6号的大门，也许是去散步，也许是去邮局拿信。离他不远处，或实际上离他很远的地方，一个马车夫正和他那倔强的马较劲，不管他怎样驱策，马就是纹丝不动。于是，马车夫朱塞佩·卡洛·埃托雷不耐烦了，挥起鞭子向马抽去。尼采走近围观人群，制止了这残忍的场面，马车夫此刻已气得七窍生烟。身材魁梧，蓄着大胡子的尼采突然跳上马车，甩开胳膊抱住了马脖子，开始啜泣。邻居把他带回了家，他在矮沙发上躺了两天，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直到最后喃喃道出了他此生的最后一句话：妈妈，我真傻。在母亲和姐妹的照顾下尼采继续活了10年，脾气温和，神志不清。至于那匹马，我们一无所知。”
尼采的发疯传闻与影片形成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整部片子与开头的寓言关系不大，却又在尼采启发的解构主义这条路上探索出保留个体经验的启示录。
毛皮斑驳的黑马，不愿再受到人类的驱使，选择自我毁灭，而老人也拿它没有办法。人类失去曾设想的被奴役之物，反倒成为困住的人，占有本身就是不义。
老人和女儿与世隔绝，而导演刻意安排镜头，不让我们看到越过地平线的世界，只能与面无表情的二人一样，身体与心灵都只是日复一日机械重复，起床、吃饭、做工，毫无有益的进展。
这片被上帝遗弃的废墟，在逆创世纪的顺序里走向寂灭，失去水，失去光明。第六天的末日来临，两人对坐吃着最后的晚餐，等待着未知的“审判”。女儿成为黑马的对照，决绝地拒绝维持生的假象，而这也是尼采在都灵之马身上看到的东西。他对妈妈说自己真蠢，此后再无超人意志的展现。生存还是毁灭，一个所有人都难以逃脱的终极之问。
贝拉•塔尔问观众，“看完这部电影，你变得虚弱，还是强大？”他期待着“强大”的答案。最后好像又导回到存在主义这条予人希望的路上，既然结局恒定如常，我们依然保有行动的力量，不去做任何先验价值的奴隶，只是在自我抉择里寻到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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