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中選擇的這對夫妻本業或副業為作家，或許是導演刻意為之，如此一來便可以將二人在同一職業上取得的成就兩相對比。而超越傳統敘事窠臼的是這次為家庭犧牲時間的人是男人，面臨家庭和事業雙重滑鐵盧的也是男人， 相反女人卻扶搖直上，將自己的生活盡量在一團亂麻中安排得妥帖。我相信，如果是女人處在男人這般境地，自然也有辦法不讓家庭瑣事過度侵吞自己的工作，她有一顆在事故後也依然努力振作的心，療愈的方式可以說是寫作。
從電影呈現的信息看，男人無法直面失敗，他身為男人的自尊心不允許失敗發生，而一旦成功沒有降臨在自己身上，他會選擇以傷害別人或自己的方式發洩內心的憤怒（這隻會陷入憤怒的死循環），他並不擁有一個情感疏通的路徑（或許躲在閣樓上裝修是，外放節奏感強的音樂也是，但這兩者都無法從根源處解決男人的煩悶，畢竟他渴望的是外部世界的肯定），他接二連三被出版商羞辱的事實堵死了寫作這條路。在法庭陳述中，女人回答辯方提問，指出吵架錄音中最後的聲響來自男人對自己面部和頭部的擊打，這符合上述對其性情的分析。男人的生活在兒子發生車禍後便已失控，事故因為他選擇在那天寫作而委托保姆接兒子放學後發生，這足以讓他自責。
（還有一個比較站不住腳的推理，女人在寫作的間隙同時選擇結識新面孔來排解內心憂郁，而男人沒有選擇這條路，自始至終沒有女人之外的第二性伴侶，或許是因為接二連三的失敗重創了他在社會中得以傲然屹立的自尊心，且他會通過外界的評價來衡量自己的魅力，而女人逃脫了社會施加的這層規訓，她所朝向的隻是自身豐富的內心世界。）
辯方律師在法庭上以情感推演的方式重建男人生前最後一年的黑暗日子，他選擇走進一個人真實的內心世界，盡管這依然是在以虛構的方式努力接近真實，我們隻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男人在雄心還未實現的時候便因為家庭發生變故而承擔財務上的重擔，此外他在事業上的發展也是頗為不順。無法再負擔在倫敦的巨大開銷後，他決定搬回法國山上的老家，並主動提議多陪伴兒子。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的矛盾，自責的情緒一直嚙噬著他的良心，他無法選擇一種完全不顧家庭隻顧事業的生活，然而在爭吵中他又會將自己的選擇作為攻擊的矛對準女人，他如此渴望成功。他或許曾設想過自己在寫作上取得巨大成功，但慘淡的現實不斷打擊他敏感而驕傲的自尊心，而在家庭中付出的時間成為他對愛人不滿的源頭，他指責女人對家庭滿不在乎，然而他卻沒有看見自從搬回法國後女人需要以他為中心重新調整自己的生活，這既包括脫離舊友而融入當地的社交圈，也包括學習一門陌生的語言。他曾吞服阿司匹林選擇自殺，這似乎成為他最終走向死亡的預演。兒子在法庭上提供了父親對他說過的話，他當時並不知道用意，隻能在父親死後才後知後覺一點點拼湊起「真相」。
然而，上述這些所有都不算是明晰的真相，隻是在現有證據存在的情況下，展開合理的推理，其中必然有情感的融入，站位的選擇也是不可避免，極端點說，我們甚至隻能擁有復數的真相，一切都取決於我們選擇相信什麽。這也是法庭委派的監護人對男孩說的，男孩也在一個人安靜思考重新梳理後選擇重拾對母親的信任。關於真實與虛構的邊界探討，電影本身作為一重媒介，此外各種采訪影像、轉錄語音，以及當事人本人小說文本的加入，更是增添了邊界的不穩固性。後來人會對這些材料以不同目的利用，自然就出現了女人在第三本書中所寫是否為謀殺策劃之疑問。導演本人也不對真相負責，她隻是呈現，最終將懷疑的種子植入每個人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