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劫佳人》是奥逊威尔斯在好莱坞时期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黑色电影的里程碑之作。他为了获得拍摄自由费尽了心思,甚至不惜放低姿态去跟制片人搞好关系,可却在最终剪辑的阶段前功尽弃,制片方完全剥夺了威尔斯的剪辑权,根据商业目的自行修改出了一个支离破碎的版本。看到自己的心血被肆意糟践,威尔斯奋笔疾书长达58页的备忘录痛斥电影公司的恶行,并尽可能详细地指出了自己对于电影本来的预想,可惜这份备忘录从此便石沉大海,没有了声响,直到四十年后才意外地被发现,于是这部惊世骇俗的杰作的原貌才得以有可能重见天日。《现代启示录》的剪辑师沃尔特穆奇根据这份备忘录剪辑出了一个最还原威尔斯本意的版本,与之前的版本相比作出了近50处变动,主要在交叉剪辑的顺序和音效的使用上,最被人称道的在于将原先戏剧性十足的交响乐换成了嘈杂的环境音效,其超越时代的声音设计构建出了一幅幅虚幻而又真实的声音图景。

电影开场这个著名的 3 分 20 秒长镜头因其巧妙的构思、灵动流畅的场面调度多年来一直为影迷及影评人所津津乐道,被巴赞称为“摄影机的舞蹈”。然而,这个镜头的声音设计也是非常精妙入微的。稍加注意便能发现当这对男女坐上轿车时,作为画外音的爵士配乐与鼓点的声音突然减弱。然而等他们发动汽车离开之际,一段新的爵士乐旋律出现并逐渐扩大音量。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时出现的爵士乐就是从这部轿车中传出来的。接下来,在汽车驶向边检站的沿途及瓦尔格斯与苏珊走向边检站的过程中,我们能听到警察的哨声、路人的喧哗声、羊群的咩咩声、酒吧与脱衣舞厅扬声器所发出的嘈杂声等。这些纷繁芜杂的声音构建出一个混乱但可信的环境空间,因为这里的每一个有声源或无声源的环境声都符合我们的生活经验。此外,电影中有很多由音频技术的介入而实现的电影人物声音和身份的移位与改变。在电影结尾处,我们从瓦尔格斯窃听昆兰并用录音设备收集昆兰罪证的过程中便可看到,这里的录音装置使得人声与其身体分离开来,音频技术在此时让人物的身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位移和转变从而使其变得有些失真。在这个监听场景中,昆兰在讲话而瓦尔格斯在听,直到昆兰听到录音机里传出了自己的回声才意识到可能有其他人在附近。有意思的是,这时的瓦尔格斯与昆兰的躯体被录音装置所分离又被其所连接,我们从这种“技术间离化”的效果中再次直观地感受到了威尔斯为我们营造的一幅恢诡谲怪的“超现实声音景观”,这也体现出其对声音处理的独特美学追求。

瓦尔格斯始终在主张要诉诸于法,而与此相对的则是昆兰,他为了将嫌疑人绳之以法而不惜捏造证据。后者是我们平常会嗤之以鼻的反面的人物,而前者的正义凛然初看之下似乎是正面人物,但是威尔斯并没有将感情倾注到瓦尔格斯身上,他更多地将描写的重心放到了“恶人”昆兰这边。在他看来,“再也没有比一个恶棍承认自己是恶棍更具魅惑的了,……我相信诚实不能作为犯罪的借口,但这会让罪行变得很诱人,让它具有魅惑。这跟道德无关,这是有没有魅力的问题”。“性格”(character)是一个贵族概念,就像“德行”(virtue)是一个中产阶级概念一样”,换句话说,中产阶级的德行是正义使者式的“美德”,而贵族更多地是一种“性格”。很明显昆兰就代表着贵族的“性格”,是天生的,不随环境而改变的秉性,他作为法律的执行者为了达到目的目的而不惜手段,无视规则,但我们无法否定的是他的手法的确是高效的,能够省掉很多法律无法触及的麻烦。最精妙的设计在于结尾的暧昧处理让这样一个违反法律本应被谴责的角色多少具有了某种“正义性”,用悲剧英雄似的牺牲换来了正义,而那个认真遵守法律的“大好人”反而在道德上处于劣势。威尔斯触碰到了法律的灰色地带,正邪之间纠缠的横截面渐渐被剖析出来——法律能否等价于正义?——目的能否合理化手段?这是电影所提出的最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