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读了《杜甫的五城》，副标题叫“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这位唐史学者，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赖瑞和教授。赖教授在“人生旅程一半”之际（1990年前后），决意循着史料与论文，将对照了半辈子的唐朝疆域版图，化为后现代绿皮火车之旅上，一个个行脚处。千年既过，大明宫与唐陵一道作古。眼见为实，落得只有个“眼见”。哪怕眼见所得为“不实”，也是求实、结果的一种“实”。
赖教授从广州检票上火车，开口就问列车员，是到长安的吗。后来行程，还是多次把西安，口误为长安。原因多半，是同历史打交道太久，还有现实生活，远离大陆的缘故。今日的西安，就是改朝换代，一再缩水的长安。
长安引发旅人的乡愁，唐诗的风雨雪，覆盖了国人的童年，加持了记忆。童年一过，除了偶尔吟诵佳句名篇，寻常人不再有机会，频繁接触到唐诗。直到他们指导下一代，继续背起来唐诗。后来互联网，出现了一个名为“唐诗地图”的网站，追随诗人的人生步履，我才对唐诗，又有另一个直观的全景视角，不再以年长速朽的记忆力为衡量。再是读到了《通天之路》，我才发觉，人人会背李白，不等于大家都了解李白——哪怕是一个常识意义上的，生活在开元天宝，大唐盛世的李白。得此背景前提，哪怕你看的《长安三万里》场次，出现小朋友小学生全场全程背唐诗，它依然是一部成人向的动画片。当然，成人向的动画片，小孩子也可以看。但我就会认为，一个35岁的观众，会比18岁的观众看《灌篮高手》剧场版，更多出许多人生感慨。更不必说，再对比8岁孩童，懵懵懂懂。过往十年，暑期档的动画片，大半是怪力乱神，西游改编，口号娱乐。《长安三万里》虽有一些加工杜撰，移花接木的改编戏作，但它呈现出来的严肃主题，是借高适向程公公，坦言与李白相识之人生前史，人生朝露，诗歌千秋，李龟年、岑夫子、丹丘生也要出来走过场，有大唐版群星闪耀的文人实录况味。
如果只是读唐诗，高适会被归类到与岑参并列那边。千树万树，李白则与杜甫并驾，千古流芳。但作为电影人物，他们就会被建模，有直观印象：当高适和李白是青年，杜甫还是个小孩，当二者步入壮年，杜甫还是个小青年，诗篇没有选入《河岳英灵集》。光有唐诗，依然无法解释贯穿《长安三万里》的强烈情绪，即李白的不遇与高适的憾事。二人都在自报家门四个字面前，抬不起头来。李白一生，当他写诗，那是绝顶聪明。当他不在写诗的状态中，又是糊涂透顶。他被入世与出世的两个狂热念想，活活撕裂。前者让他干谒，入翰林院，等待皇帝垂青。后者让他修仙得道，渴望长生不老，扶摇直上。亦官、亦隐，这两样事情在当时都不奇怪。满朝上下，许多人也在外显与内隐的两条路上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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